二、 “童子解吟长恨曲”——《长恨歌》研究现状

《长恨歌》作为白居易的最具代表性的诗作之一，它将叙事与抒情浑然天成地融合在一起，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童子解吟长恨曲”的巨大影响力，对后世也是影响极深，比如说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昇的《长生殿》等艺术作品都收到了《长恨歌》的影响，而历代学者对于《长恨歌》的研究也是从未间断过，从一开始的“选家沉默，评家毁多于誉“到后来被评为“古今长歌第一”，时代道德伦理观和文体的丰富发展使得对《长恨歌》的评价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改变，历经千年的浮沉丝毫没有动摇《长恨歌》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可以说,“《长恨歌》作为一个突出的案例文本,全面而深刻地阐释了唐朝历史乃至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为重大的转折历程,并且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下半叶感伤、世俗和浪漫特质的文化风气之先河。” 

对于《长恨歌》的研究恰恰是从作者白居易本人开始的，他将《长恨歌》归入“感伤诗”，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中写到：“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这也成了后来“爱情说”观点的主要证据，另外陈鸿在《长恨歌传》中指出白居易“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 的创作意图，总的来说，唐宋对于《长恨歌》的评价毁多于誉，虽有黄滔之人有为《长恨歌》辩护，但此音寥寥，到了明清以后，叙事诗学观念形成，对于《长恨歌》的评价才有了正式的转机，被评为“古今长歌之一”。到20世纪开始，对于长恨歌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主题上，根据主题的不同，张中宇认为，各类观点可以分为六类：1、爱情说；2、讽喻说；3、“隐事说”；4、感伤说；5、双重及多重主题说；6、无主题与反主题说。 由此可见，20世纪以来，对于《长恨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题研究，主要研究《长恨歌》的创作动机和在创作过程中产生的与初始动机不一致的效果，观点驳杂，研究甚广，但很少有研究将《长恨歌》与时代的大背景相结合，当然这类的研究也有，比如陈允吉的《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认为，“《长恨歌》作为一首感伤诗所以能激起如此大的反响,根本原因就在它通过李、杨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悲剧故事的叙述，传递和宣泄出了中唐整整一代人叹恨时事变迁的感伤情绪。” 文化艺术是客观社会生活的艺术化的再现，时代风尚和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自然带来了文艺审美追求和风格的变化，中唐是一个历史转型的枢纽，而白居易与其《长恨歌》无疑是这个特殊时代的代表，代表着那个盛唐不复年代文人的感伤，代表着那个特殊时代士大夫价值观的转变。

三、 从群体利益到个体生命——中唐文人走向内在的生命意义

从《长恨歌》的人物形象和结构层次角度来看，李、杨二人是贯穿全诗的人物，全诗的情节正是从李、杨二人相遇、相爱、死别、长恨来展开的，“长恨”之情正是在这样一个楚楚动人令人哀叹的爱情悲剧中从作者的笔下流露出来的。第一层从开始“汉皇重色思倾国”到“近日君王看不足”，叙述的是杨玉环应召入宫，备受专宠，李、杨二人沉迷在热烈的爱恋之中，甚至“从此君王不早朝”，而杨的“姊妹弟兄”也因此“皆入土”，验证了常说的一句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从文学真实到历史真实，我们在这里不能否认的是唐玄宗作为一位皇帝，重色误国，杨玉环恃宠而骄，“骊宫高出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一个政治中心皇宫似乎变成了歌舞酒色之地，白居易在这里肯定是有不满和批判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么一个历史真实，一个值得被批判的皇家之事，在白居易的笔下却写得如此得优美，“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在白居易的笔下，杨玉环似乎只是一个“初长成”的杨家女，而不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不满批判之意似乎也只是微有流露，但是更多的是对繁华过后的苍白的同情，对悲剧结尾的一个铺垫。第二层“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是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在逃难的过程中被迫赐死杨贵妃，即马嵬坡事变，“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合流”，白居易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文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