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短短五十载，却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四朝，交替之频繁，朝野之动荡，可见一斑。柳宗元的一生，恰恰就贯穿于这段藩镇林立，阉党祸乱的时期，这为他半生的贬谪遭遇，埋下了一个落脚。

中唐时期，政治动荡，朝野倾覆。安史之乱后，百废待兴的王朝，并没有走向新生，反而在积弊中一天天地衰落下去，面对糟糕的政治前景，儒学思想的正统地位受到了汉武以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唐人骨子里的胡族混血，使他们天生具有不受驯服的野性，礼教和禁忌的束缚在他们身上体现的并不那么明显，因此，他们的思想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能够吸纳四方学说，接受多样的不同。这为唐人广泛接受儒道佛信仰提供了可能。中唐时期，在藩镇割据的阴霾下，皇权衰落，民心动荡，人们迫切需要一种精神寄托。因此，从上至下，掀起了一股尚佛崇道的潮流。在这一股潮流中，以韩愈为首的一群有识之士，及时地意识到佛学道理对儒学正统的威胁，柳宗元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领袖人物，他与韩愈一起，积极倡导儒学复兴，为“众说纷纭”的中唐思想，注入一剂强心针。

但是，柳宗元未像韩愈那样得到皇帝的信任与赏识，他没有位极人臣的体验，却有半生贬谪的心酸。顺宗的软弱，永贞革新的失败，使他从此远离了政治中心长安，直到死在贬谪的任上，可以说，他所一心执着的儒学，带给他的只有无尽的伤痛，而家学的渊源，与自身通达包容的性格，使他对儒学的崇拜又不像韩愈那么深刻。从低谷观照人生，柳宗元的永州论著作为他一生创作最有价值的时期，《永州八记》作为他这一时期最为鲜明的代表，饱含着他复杂的人生体验，彰显出他对儒学之外道、佛思想的哲思，以其作为研究对象，很具有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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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作为一位积极入世的的读书人，儒家思想是他全部思想的主流，贯穿了他全部的仕途生活与创作生涯。柳宗元是河东人，他的祖籍河东郡，乃是当时人丁兴盛的旺地，而河东柳氏，更是与河东薛氏、裴氏一起并称为“河东三著姓”。祖上世代为官，深厚的儒学内蕴成为柳宗元人生的底色。儒家的入世思想深深融进了他灵魂的深处。而幼时身居战乱后渐渐衰落的长安，目睹了没落帝国的种种悲辛，则使他许下了匡扶国政的凌云志向。面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他抱有高远之怀，将目光投注于广阔纷纭的社会现实，力求挽回盛唐之后一路走向衰落的颓势，永贞革新就是他不甘的尝试。当时宦官乱政，藩镇割据尤为嚣张，国家大权旁落，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在顺宗的支持下推行革新变法。然而宦官乱政积弊已深，变法遭到了弄权者的猛烈打击，很快走向了失败。变法破产后，顺宗被囚，新帝继位，柳宗元作为前朝的叛逆臣子，为重掌大权的宦官所厌恶，先是被贬为邵州刺史，赴任途中又被贬为职位更低微的永州司马。正是在永州贬谪这一巨大人生转折中，柳宗元从英气勃发的青年走向积淀沉郁的中年，永州十年，是他诗文创作最高产，也最富思想深度的十年，这十年，是他从忧愁苦闷向平静淡泊转变的十年，也是儒家思想沉淀进他灵魂的十年。

永州十年，是柳宗元从感伤失落到平静淡泊再到精神超脱的十年。最初刚到永州时，从一个天子近臣到潦倒小吏，这身份上的巨大转变，说不失落，不伤心，那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群贸贸然与当权者对抗的英士，他们的被贬更近乎于流放，罪臣之身像一把枷锁牢牢地将他钉在耻辱柱上。沿路的精神和身体折磨已是不堪忍受的痛苦，但柳宗元却不会被这点困难打倒，作为永贞革新的中坚力量，相信他肯定早已料想过前路的曲折艰险，但他却并没有退缩放弃，坚定地与奸佞恶徒相抗衡，这份刚正不阿的气节，以及看淡生死的品格，使他沿着“忠”、“美”的道路不断求索。“独申其节，犹能奋百代之上”（柳宗元《故御史周君碣》），这句赞颂先贤的言辞，恰恰也是其对自身的鞭策。这与屈原的“虽九死其尤未悔”如出一辙，是中国传统礼义道德中爱国忠君、舍生忘死精神的一脉相承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