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日，通过中国知网，以乡村旅游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得到28862条结果。而于Elsevier数据库和外文回溯期刊全文数据库输入“rural tourism”进行模糊检索，分别得到了17670条结果和617条期刊登文数据。这些研究大多都集中于对乡村旅游的的界定和特点探究上。94752

莱恩（Lane,1994)提出了界定乡村旅游的关键。即考量乡村区别于城市的特点有无被商品化[5]。

弗罗切特（Frochot,2005)在研究莱恩的理论时，对其提出的乡村旅游的标准进行了总结。第一，在乡村区域发生。第二，基于乡村的物质。第三，规模具有乡村性，一般较小。第四，综合体现了乡村的人文地产景。同时，她从两个角度对乡村旅游进行了定义。一方面，乡村旅游是游客根据自身需要，通过一定的消费来感知、体验或使用乡村旅游吸引物的活动[6]。另一方面，乡村旅游也是因为其乡村特征而区别于城市、无人区地域旅游的现代旅游现象。

左晓斯（2005）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于对乡村旅游的界定中突出了乡村性一词。他认为当乡村性被包装成为旅游吸引物时，乡村旅游就从普通旅游中被分化了出来[7]。另外，他还从三个方面对乡村性进行了阐述。首先，旅游目的地地广人稀，无大规模的居民点。其次，土地大多被用于第一产业生产。最后，传统村落社会文化特征明显，例如人们安土重迁、守望相助、尊卑有序等观念强烈。

郭焕成和韩非（2010）提出了乡村旅游七点特征。第一，旅游资源具有丰富性。第二，旅游分布具有地域性。第三，旅游时间具有季节性。第四，旅客行为具有参与性。第五，旅游产品具有文化性。第六，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性。第七，经营具有低风险性。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认同乡村性的有无是区分乡村旅游与其他种类旅游的根本标准。

而在乡村生态旅游方面，目前许多研究都在致力于开发模式的建构。

董宁（2009）在研究如何深层次地发展广州乡村生态旅游时，提出了建构模式的三点重要因素。一，生态旅游业的责任感。二，生态旅游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三，政府引导下的居民参与[8]。

刘静怡（2010）则对国内外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模式进行了总结，以期国内生态旅游企业能够在众多模式的对比中获得开发经验。她将美国乡村生态旅游模式分类为农场、牧场型，遗产廊道型、生态建筑型三种；将澳大利亚生态旅游模式划分成了自助乡村生态游、农场农庄游两种。另外，她还对日本、瑞典、尼泊尔等多个国家的乡村生态旅游模式进行了研究分类。而对于国内乡村生态旅游开发模式，她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及分析，并提出了两种分类方法：一，以市场需求划分；二，以经营管理主体划分[9]。

在居民参与乡村生态旅游方面，当前较多研究的关注焦点是居民的参与意愿及参与模式问题。

在仇志敏（2009）关于南京六合社区居民参与乡村生态旅游的意愿研究中，她提出，乡村社区居民普遍愿意参与到旅游业的建设发展中，但是也存在个体差异，文化水平较高者由于其眼界的开阔，思考问题的全面性，往往更能够认识到参与生态旅游业的有利之处，因此他们的意愿较强[10]。

蔡伟（2010）则认为调动村落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发展是极为重要的，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他强调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节能高效是一重要理念，动员旅游目的地的内部及周边力量（包括当地民众）能够有效节省人力物力，并且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张宇（2010）在进行居民参与乡村生态旅游模式研究时，运用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他认为在旅游业这一综合产业中，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众多其他的发展理念相比，明显占据着重要位置。首先，对需满足游客吃、住、行、游、购、娱等多方面需求的旅游业而言，酒店、旅行社、交通运输部门等相关方的通力合作是十分重要的。其次，在少数民族区域的旅游地发展中，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开发策略的公平性，缓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民族性的矛盾。最后，很多实证研究已证明，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关键利益相关者（如政府、开发商、旅游工作人员）的态度影响着开发进程，甚至可能决定开发项目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