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股权激励的发展较早，许多国外的学术人员对股权激励与企业效益的关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进行了研究，留存了许多丰富的科研成果。但一直以来存在的结论分歧也比较大。主要存在以下四类：

（1）正相关效应：

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效益正相关结论。认为管理层持股可以在利益追求上与企业股东站在同一阵营，能有效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对企业的发展有促进作用。CasparRose（2005）、Aboody和Johnson（2013）也都得出了正相关结论。

（2）负相关效应：

Fama与Jensen（1983）认为管理者持股比例越大，对公司就拥有越多的控制权，会更加的独立于其他股东，为了谋求私利也可能做出损害公司其他股东权益的不良行为。得出管理者持股比例与企业效益负相关结论。RobertC.Hanson和MoonH.Song

（2000）也都得出了负相关结论。

（3）不显著相关效应：

Demsetz（1985）提出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效益不显著相关结论。股权激励的实施只能让管理者获取很少部分的利益，管理者对企业效益的敏感程度较低，基本起不到激励的效果。随后，Himmelberg（1999）、Victoria和Krivogorsky（2006）也都得出不显著相关结论。

（4）曲线相关效应：

Mork，Shleifer和Vishny（1988）通过实证检验，认为管理者持股比例与托宾Q值之间存在一定范围内的关系。也就是说，当管理层控股比例在0-5％这个范围，两者呈正相关；当管理层控股比例在5％-25％这个范围，两者呈负相关；而当管理层控股比例超过25％时，两者又呈正相关。另外，Davies（2005）、Griffith和Weeks（2011）也都得出了曲线相关结论。

2、国内研究现状在股权激励与企业效益的关系问题上，我国学术人员也做了很多相关性的研究。

与西方国家相比研究进程虽然缓慢，但并不代表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就毫无意义。国内股权激励的成功转型离不开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我国的股权激励研究又迈出了全新的一步。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数目日渐增多，我们在研究时可以加大样本数据容量，再加上引入新型的实证模型，国内的研究可以慢慢从定性的视角转向实证的视角。总体来说，我国学术人员在对股权激励进行研究时，其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

（1）正相关效应：高雷、宋顺林（2007）将上市公司五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认为企业执行股权激励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价值，提出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效益显著正相关结论。曲亮、任国良（2010）和王君彩、马施（2013）也都得出了股权激励与企业效益正相关结论。

（2）负相关效应：

李玲（2006）对上海及深圳1098家上市公司进行了研究，通过行业分类和构建模型，对管理层持股比例（激励程度）和净资产收益率以及托宾Q值（企业效益）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负相关结论。随后，王秋霞、陈晓毅（2007）也提出负相关结论。

（3）不显著相关效应：

宋增基、朱健、张宗益（2005）对A股上市公司中的786家企业进行研究，表明管理层控股比例与企业效益不显著相关。申明浩和苏晓华（2007）、何凡（2010）、张东坡（2012）也都表示股权激励与企业效益的关系并不明显，提出非线性关系论。

（4）曲线相关效应：

李维安、李汉军（2006）将民营公司5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高管持股份额、股权结构以及企业效益之间的关系进行认证，最终研究发现，只有当企业最大股东持股份额在20%-40%时，才会呈倒U型关，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区间效应。随后，曹建安、李珊、聂嘉（2013）也提出区间效应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