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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年来，世界各个国家开始关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利率的重要性，许多学者对利率传导机制进行了研究。1 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的理论性探讨一些学者在理论上对利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进行了探讨以及利率传导失效的原因。尹海英，柳明花（2009）以利率传导机制的一系列基础理论，分析了我国利率政策的传导效果，认为利率的杠杆作用在渐渐加强，但是利率对于货币政策传导的效果并没有预期的效果[1]。王宏生（2013）认为我国利率的比较显著的特征有：（1）市场利率和管制利率同时存在；（2）银行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之间的差值过大。这是因为这些差值的存在，再加上金融市场的不均衡现象，导致利率无法顺利地传导至市场[2]。唐安宝，周建平，刘志超（2005）对比了中美两国的货币政策及其利率传导机制的整个过程，重点分析了两国之间利率传导的具体效果，最后得出结论，我国的传导过程的不完善导致了利率传导途径的效果很弱，有效性十分不明显[3]。康丽珍（2006）认为为了让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显著，其传导机制是否畅通十分重要。在分析了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的实际情况后，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的利率传导途径仍有很多不畅通的地方，导致货币政策的传导并不十分有效[4]。张辉，黄泽华（2011）则认为准市场利率能够有效地解释一部分的实体经济变量，但并不能有效地影响另一部分宏观经济变量。而准市场利率在短期内对通货膨胀的调控水平比较弱，从长期来看可以有效控制，主要体现在长期利率中包含的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可以有效引导CPI的变化。利率传导的阻碍原因在于一是利率成本在影响公众消费的众多因素中所占比例不大，而是利率和很多实体经济变量的相关性比较低，三是管制利率的存在[5]。金琮奇（2014）在文章中先对市场利率和利率的传导存在的关系进行分析，运用金融抑制理论模型来说明金融抑制对于利率传导机制的负面影响，并对货币政策——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总产出这两条利率传导的途径分别做长期和短期内的传导效应的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短期内利率对于这两条途径均有有效的传导作用，在长期内效果却不显著。其中的原因便是管制利率的存在[6]。26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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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率传导机制的滞后性研究
一些学者通过各自的实证研究得出利率传导机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郑冰（2011）选择2000-2009年的M2、居民储蓄存款定期一年实际利率、GDP和CPI的季度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其进行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格兰杰因果检验和方差分解等检验，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利率传导途径存在着滞后性，滞后期大约是4-6个季度。所以要想提高利率传导的有效性，需要推动利率市场化，促进金融机构的改革，而且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也需考虑利率的时滞性问题[7]。高山，黄杨，王超（2011）采取的检验方法与郑冰（2011）相类似，选取了2002-2010年的M2、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工业增加值的月度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模型进行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法的检验，传到效果进行短期内动态的分析和长期内静态的分析，检验结果为利率传导的有效性较低[8]。张文娟，刘汪虎（2009）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脉冲响应因函数对1999年至2009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函数的结果表明我国的利率传导效果并不是很好，并根据实证的过程提出了相关建议：要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改善传导途径的经济环境，尽快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9]。楚尔鸣（2007）对居民储蓄存款定期一年的实际利率、M2、工业增加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全社会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和CPI的2000-2005年月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M2的变化对于实际利率的影响是很小的，而实际利率对固定资产投资变动和消费也很小，意着利率传导机制存在着阻碍，管制利率、利率结构的不合理和居民消费水平的问题是导致传导途径效果偏低的原因[10]。张卫杰（2014）对利率和投资这两者的关系为出发点，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检验和ADF检验，选取1996-2012年的一年期实际贷款利率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数据，得出的结论也是利率传导机制并不畅通，缺乏弹性的利率和管制利率的问题都影响了市场对于供求关系的准确判断，阻碍了利率传导的效果[11]。黄正新，舒芳（2012）选取了从1996年1季度到2011年2季度的M2、一年期定期存款实际利率、居民消费物价定基指数、实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月度数据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季度数据，建立VAR模型和VEC模型和对其进行多种计量检验，计算出利率传导机制的滞后期大概有3-5个季度。这与郑冰（2011）计算出的滞后期稍稍不同[13]。综合了之前一些学者的观点，余海（2012）首先解释了利率传导机制的相关理论，再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再选取M2、一年期定期存款实际利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和CPI优尔个指标的从2000年1季度到2011年3季度的优尔组数据，采用多种计量方法进行检验，比如建立VEC模型，在对其采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分析等等。从对市场利率和管制利率传导至产出、物价和投资的多条传导途径的实证检验中可以得出所有路径都存在滞后性的结论，其中还有些环节与理论不一致。文章还针对如何提高居民对利率的敏感性提出了建议[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