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并购重组的研究肇始于美国学者Dewing（1921），他分析了1900年美国35起企业重组发生后带来的弱收益效应。在35起并购重组事件中，只有5家企业获得了较高收益，远远超出当初的预期收益，10年以上的长期收益却低于预期收益的70%以上，同时他还发现并购企业往往会高估并购收益。近现代Harjeet S。 Bhabra, Jiayin Huang（2013）［1］着眼于中国1997-2007年宏观情况，选取沪深股市上进行并购重组的136家公司为研究样本。二人运用事件分析法，发现并购公示日前后公司股票价格上升，在短期具有正效应。而Konstantinos Bozos, Dimitrios Koutmos, Wei Song（2013）［2］则以β系数作为风险指标，考虑银行收购公示之后造成了价格与风险效应。相比之下，这一研究更针对于风险这一因素——认为并购重组会给股东带来更大的系统风险而非分散风险。Aditya R。Khanal, Ashok K。Mishra, Kh。A。 Mottaleb（2014）［3］选择了美国以乙醇为基础的生物燃料产业，为并购重组对绩效影响的全面研究作出了贡献。Yasser Alhenawi, Sudha Krishnaswami（2015）［4］则对相关领域长期内的表现进行了研究。二位国外学者以美国1998-2007年进行并购重组的公司为样本，发现并购后公司表现出积极的超额价值。Nga Pham, K。B。 Oh, Richard Pech（2015）［5］从CEO二元性、经营业绩、股票价格回报三方面研究了越南公司并购重组的绩效影响。二人结果表明，越南并购重组前后的确促进了股票价格的提升。82999

目光转向国内，从研究方法上，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均采取实证研究的路径，对并购重组上市公司等企业进行样本梳理，基于财务指标全面分析股票溢价、收益率等绩效与并购重组的相关性。魏键、周石鹏、郭燕娇（2012）［6］着眼于2011年中国吉利公司收购沃尔沃这一事件，梳理分析吉利收购沃尔沃公示日前后15天股价数据，并通过事件研究法和SLM市场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并购沃尔沃帮助吉利股东实现了26。7%的累积超额收益率。余鹏翼、李善民（2013）［7］也对跨国并购重组与股东收益相关性作出研究贡献。二位学者的研究对象更具有普遍性——以2005年至2010年在沪深外资并购的10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并购重组的影响效果上，余、李二人引入“财富效应”的概念，更具科学性。其实证结果表明，基于有效市场学说，并购重组公示日前后的确会增加股票的回报；但长期来看跨国并购未得到市场认可，股东财富发生显著损失。宋维佳、乔治（2012）［8］则研究分析了我国资源型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在2006—2013年进行了并购的资源公司样本中，绩效总体呈现先提升后回落的态势，并且在发展中国家——赞比亚、巴西与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表现出绩效差异化。朱滔（2006）［9］以1998至2002年国内1415起并购事件为样本，分析发现并购效用存在时间上的矛盾——短期给公司带来长期收益与长期给股东造成财富损失。更进一步，另二位学者王学瓅、杨嘉宇（2014）［10］则从长期时间段进行样本更新——2003年至2012年沪深上市公司，并依据股票价格与并购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冒进型、保守型、规划型，认为不同行业的并购绩效具有差异性，并提出放宽监督、加大扶持等对策。论文网

基于全国性研究，部分学者还深入挖掘各个细分行业的并购重组情况。在银行业，刘瑞波、赵洪茜（2011）［11］以2007至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8起银行并购重组对股东财富影响为研究对象，通过对AAR、CAR的实证分析，证实了银行并购能够增长股东财富。在煤炭行业，黄中文、马瑞、李建良（2012）［12］的研究发现，15家企业股东收益在并购公示日前后91天获得了2。82%的超额收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