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于发射装药发射安全性的相关研究可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海军武器试验场针对发射装药破碎与火炮发生膛炸事故之间的关系，开展了相关研究[6]。与此同时，隶属美国阿帕丁兵器试验中心的弹道研究所也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物力研究发射装药的力学特性和破碎规律以及其发射安全性等相关课题。83809

    以P。 J。 Olenick，P。 Benhaim，H。 Houdard以及P。 J。 Nuret等为代表的相关方面的专家于1975年至1992年期间，通过进行一系列药粒撞击靶板的试验，从而确定了发射药粒在不同温度及撞击速度下在火炮膛内撞击弹底后发生破碎的程度，尤其是在低温环境下，通过空气炮发射的药粒在很低的撞击速度下便发生了破碎[7]。

    Horst和C。 E。 Keller则提出了发射装药破碎所产生的初始燃烧表面的增加与其整体应力水平相关的观点[8]，为了研究膛内药粒破碎、散布以及聚集程度对于内弹道性能的具体影响，利用专门设计的X射线层析系统[9]，在基于药粒已破碎的前提下，即通过假设发射装药局部燃烧面积为破碎前相应面积的2~5倍，从而模拟再现了不同破碎程度的药粒撞击弹底后所引发的膛炸现象。

    20世纪80年代初，莱伯在进行了加速单个药粒撞击靶板试验以及后续的密闭爆发器试验后，利用从试验中提取的等效燃烧表面积曲线，进一步计算得到了不同破碎程度的火药所导致的燃烧表面的面积增加量[10]。此后，在1991年，G。 A。 Gazonas和J。 C。 Ford则是通过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轴向压缩试验，明确了应变量及应变率的改变对发射装药破碎特征的具体作用，并利用专门研制的密闭爆发器装置进一步确定了破碎发射装药的燃烧表面积是完好装药的6倍[11]。20世纪90年代，Cavaletti等人提出可以通过比较最大相对活度的大小，即经火炮射击后发射装药活度与火炮射击前发射装药活度的比值，以达到量化表征火药破碎程度的目的。论文网

    由于发射装药发射安全性课题的复杂性及技术难度，国内关于发射装药破碎规律的有关研究萌芽相对较晚且发展缓慢。

金志明、翁春生等[12]认为由于受到挤压应力作用后的火药颗粒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破碎，因此其在之后的燃烧过程中燃烧表面积会急剧增大，进而导致气体生成速率猛增，造成了弹道起始段膛压迅速上升并超过身管许用应力的现象。为了更深层次地探索破碎火药颗粒对火炮内弹道性能产生的具体影响，提出了以破碎后火药的总燃面与对应标准火药的总燃面之比为定义的火药破碎度来表征火药颗粒破碎程度。并经由火药床动态破碎试验得到了其破碎程度关于挤压应力的变化规律，最终建立了火药颗粒破碎的粘弹性理论。此后，窦磊等[13]通过基于双一维两相流内弹道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将火药破碎度同膛底最大压力建立了联系，并找出了评定火炮装药安全的破碎度临界值，从而为发射装药安全性问题的研究开辟了全新的方法。

吴长水等人为了更明确地探索火药的破碎机制，主张采取分形理论，并提出

分维数在描述火药破碎程度上具有更加明确的物理意义，并且可以定量化地确定火药的力学特性[14,15]。其认为，针对结构非常复杂的火药床，采用“破碎度”所提出的方法计算得到的增燃面积更适用于统计学分布，因而在探索火药破碎机制上具有相当的局限性。贠来峰也曾指出利用“破碎度”来衡量药粒破碎程度的方法较为繁琐且具有相当的误差。此外，火药破碎后，形态呈现出多样化，即使分级处理也难以精确确定起始燃面的大小，总而言之，该方法并不完善。但是，分形理论本身尚未发展成熟，分维数更实际的应用仍停留在理论层面。郑林等[16]先后对未破碎火药颗粒及经过撞击、挤压后发生破碎的火药颗粒进行了密闭爆发器试验，并在比对了破碎药粒与未破碎药粒的燃烧特性参数的差异后提出，最大相对燃气生成猛度及相对燃烧表面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比较真实地反应出药粒的破碎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