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千年来,“大一统“中国在其政治及经济政策上,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状态。此种状态的维持得益于,“国家主义“的需要与其经济政策之间,保持了一种相互满足的张力。而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及其较为完善的文官体系与独特的文官组成,使得之种张力成为可能。

关键字:国家主义重农抑商社会论文网意识文官体系双重性

“大一统“中国以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经济上的重农抑商为主要形式,相辅相成,对中国两千年来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种政治。经济政策,无论古今均有持相左意见者,在近代更成为一股巨流。众多学者在批判的同时,也对此两者在中国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如果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定作为切入,并不足以解答中国为何“难以自己走出中世纪“的难题。两千年来世界在变,但中国却一直在治乱的怪圈中循环不已。在“国家“与其经济政策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使此种循环得以持续。毫无疑问,“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后,其产后则重徙,重徙则民死其处二无二虑“1。留心史实,不难发现到了“大一统“时期,如战国之际那样呼风唤雨的商人,已难觅踪迹。相反,“重农抑商“政策却正是以其诸如稳定人口。易于管理等优点,顺理成章的成为“大一统集权“国家的首选。在此本文无意否认“重农“政策在“大一统“之初的历史必然性,但随着“大一统“的进一步发展,“重农“政策更多的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毋宁说是“集权主义“统治下一种“精明“的选择。一

所谓“国家主义“是指在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国家“处于一种突出的被强调的地位。它更多是社会生活的实际策划者和组织者。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实际政治却是专制政治。政治权力的根源系来自君而非来自民,于是事实上,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2由此所谓的“国家主义“也便转而为“君本主义“。理论上,“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也随即变为实际生活中“君本“与“民本“的冲突。而“大一统“国家,更多地是打着“民本“的旗号,行“君本“之实。此处的“君本“,具体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便是如何有效地运用统治手段以维护“中央即君主“的权威,但此种手段又须具有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可行性。“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本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3一味地强调“中央集权“,只会适得其反。因此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必须找到适合专制政体的统治方式,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君主要维持其统治又必须关注“民本“。“统治者的合法性基础既不是仅仅以纯粹的传统主义,也不是以皇位世袭为基础的,其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君主对天命的领受以及他的行为合乎天命及其教训上。……从理想上说,他对一个能使人民生活于太平盛世之中的仁爱和自然的秩序负责。“4在处理两者关系中,作为君主既要维护“家天下“的权利,又要考虑民众所可承担的权力压迫。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需要造福民众,作为集权制下“家天下“的君主,其又必须维护自身及家族的权利。这种角色的两重性,决定了君主在关心民瘼之时,为其自身计,必然创造以下两个条件。A,保持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B,社会上没有可以实际威胁中央集权的社会势力。这是实现君主集权(名义上的国家主义)的必要条件。在此情况下,“重农抑商“作为帝国的经济政策无疑是维持两者间必要张力的较好手段。二

中国自古以来的君主权力天授说,使得历代君主大多笼上了“卡里斯玛“光环。“……中国传统的社会统治是由卡里斯玛型创设的,而每次政治危机和危机的解决,也离不开卡里斯玛型的复活。这种卡里斯玛型人物又都具有中国特色―他们必扮演父亲的角色。这是中国传统统治的内核,是亘古不变的体,而不断复杂化的组织形式和越趋发达的官僚构建,是这个不变的体应万变而随机流行的用。“５而要维护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就非常有必要使其治下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处于一较低的层次。唯有长期处于蒙昧状态的民众,才能对这种“卡里斯玛“确信不疑,而至于顶礼膜拜。这种“卡里斯玛“崇拜,以一种“集体表象“的形式,在民众的心灵深处存留下来。对“天“及自然界各种神秘力量的崇拜,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便是对“势“的崇拜。而儒家学者在营造这种氛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布留尔原始思维中,很容易找到中国人的影子,诸如万物有灵论的观点和“互渗“的认识方式。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直至近世法国学者福柯在其词与物中仍以中国人异于常人思考的分类方法作为其灵感的来源。“……这个段落引用了中国某部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写道;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6以上所引令人啼笑皆非的分类方法,足可证明中国人的理性精神长期以来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而这种低水平的理性精神,正是专制君主维护自身“卡里斯玛“光环所必须的。“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把人民(在旧中国主要是农民)贫困无知。孤立无援,经济上与小生产联系等作为条件的。因为,只有人民处于这种贫困愚昧的状态,才会把官僚的统治当作天造地设和无法抗拒的常规来接受。“7官僚政治的上述要求,正是在“重农“政策旗号下逐步达到的。

专制君主在处理好社会意识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其他影响其“集权统治“的社会因素。在这些因素中“豪强地主“和“富商巨贾“无疑是当政者首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重农抑商“政策在解决上述因素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左右社会舆论的作用,使得集权国家在打击与之相对抗的力量时,获得了道义上的合理性。

“卧榻之测,岂容他人酣睡“,作为国家集权的代表,君主自然不能容忍在社会中挺立起一支能分化其权力的力量。自汉迄宋,“大一统“的君王们一直在与能分化其权力的社会力量作着艰苦的斗争,直至社会被国家全面笼罩。一种社会力量的坐大,必有其赖以存在发展的经济基础。君主在打击此种力量之时,“重农“政策便于操作的优点,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之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宜略为限。“8豪强地主的大量兼并土地,造成了大量农民生活贫困。流离失所。民为国家之本,民本一动,国家的统治根基也随之动摇。因此打击豪强地主从其伊始便和“重农“联系在一起。“重农“政策的推行,一方面可以拉拢有担当精神的士大夫集团,另一方面又可以收拢天下的民心。既然“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那么以“民“为旗号,就是以“天意“为旗号。在控制了话语权的基础上,“抑制“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举。通过抑制“兼并“,将地方势力所依赖的经济力量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利中央控制。上可以达到君主唯我独尊的目的,下可使民众得以维持基本生活。整个下层的社会生活经此调整,整体处于一种平均。分散的状态,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上下之间看似松散的结构。当大国家小社会的局面最终形成时,也即是集权主义统治下的安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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