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一个民族的思想特质,颇不容易。因为思想的特质,即使可以反映某一民族思想的特殊部分,但不能以部分来概括全体。而每一时代的思想,受该时代的影响所表现的趋势,各有其着重之点,且各时代有各时代之不同。同时思想家的思想与一般社会的思想,颇有距离。思想家固然可以领导时代,而时代亦可以影响思想家或其学派论文网的学说。即以此三点而论,要来研究某一个民族的思想特质,就感到不易着手。一个民族在某种自然环境中,承受其文化之遗产,所形成的某种状态之下,再加上某几种对外思想接触后所发生的影响,从这里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该民族思想趋向的大势。例如英国的政治思想,侧重经验,德国重玄学,法国则讲逻辑。此种判断,虽不能表现一切,但可看出他们民族思想的大概。研究中国的思想,也应当先讨论它自然的环境,文化的遗产和外来思想所予的影响,然后找出它思想的特质。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所不能离开的特殊自然环境。这个环境也就从多方面给予这民族以莫大的影响。单就气候一项来说,比方俄罗斯那样苦寒的地方,人们时时感到受自然环境的压迫,郁积于心,结果就形成勇猛阴鸷的民族性。也许因为终年蛰伏的时候多,在屋子里静坐凝思,从炉边闲话中,许许多多的计谋便容易打好稿子。在印度则不然,终年炎热,精力蒸发,人们露宿的时候多,仰观星斗,近听恒河,而感觉生灭无常,生命渺小,于是崇拜宇宙发生印度教及佛教的思想。中国的气候是温带性的,它的文化始自黄河大平原,然后至于长江流域。温带的气候,没有酷热严寒,因此养成趋向中和的民族性,中和的思想便容易发达。
说到中国与外界的接触,在印度的佛教未进入中国以前,可以说很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中国以前接触的均是文化较低落的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他们往往是受中国文化所沐浴,受我们的同化。印度的佛教在汉末已进入中国,至唐代为止,所予中国文化的刺激最大。但佛教文化也是和平的思想,而不见阴险残暴的成分。随后到了明末万历年间(三五○年前),西洋思想也与中国接触了。当时西方正是伽利略。牛顿的时代,耶稣会的教士们,带着新兴的科学思想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本为传教,但为了适合中国的传统思想并博得宫廷的欢心,他们一方面不反对中国崇拜祖先的习俗,认为是慎终追远,一方面将天文。数学的理论,天文的仪器,乃至日用的钟表等进贡到中国的朝廷。教士中竟有屈身作钟表匠的,希望得朝廷的信任。那时最有名的教士如利马窦。南怀仁。汤若望等很为一班朝野所欢迎,汤若望并且主持了中国的钦天监。只可惜传教士中,对于传教的手段,内部发生矛盾,有的认为前面一派人士的作风是离经叛道,更不当涉足宫廷,因此跑到教皇那面去告状。同时明末以后,清朝的大君之中,雍正是最反对西洋教士的。他自己是个喇嘛教徒,即位以后,即将那些教士赶跑,这一段时间,前后不到百年。一直要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方与西方科学思想再度接触。不然的话,中国的科学化要早三百年。
现在我们再来看中国文化的遗产。上古已古不谈,因没有确靠的材料,比方说尧典舜典都不是当时的作品,是假的。为了求材料的可靠起见,我们最好从周秦诸子说起,按时代的递嬗,来看思想的变迁。分时代本不容易,例如1789年的法国大GM,可谓是划时代的,但这个时代的思想虽然有大的改变,却不是一切都变,还有它未变的成份。我们讨论到中国的思想,姑且按下面几个时期来划分:
一。诸子时期这一个时期是从西周起至董仲舒主独尊儒术前为止,乃学子最发达的时期。西周三百年是个封建时代,到东周以后,虽然仍为封建,但已经不是定于一尊,而变成霸权争雄的局面了。所谓霸权,争的是执牛耳,即是盟主,因为各邦国会盟的时候,必杀牛歃血为盟,由盟主执着牛耳去杀牛,因此通常称盟主为执牛耳。因霸权鼎盛,社会上合纵连横之说遂兴。各邦国的君主,皆欲收罗人心,招养士子,以为己用,最大的士子如苏秦,竟作到六国的宰相。上面所说的纵横家,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他尚有儒家。墨家。法家。道家。农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等。最要紧的,却是儒道墨法四家。儒家的代表人物首推孔子。孔子在中国恰和释迦牟尼在印度。苏格拉底在希腊一般,同在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又都是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文化最发达的时候。孔子注重私人讲学,没有采用宗教式的组织。道家则不然,除广收门徒,开有讲座外,还含有宗教式的组织兼以实行。但道家并非道教,道教是张道陵所创,是世俗的迷信。冯友兰先生曾将中国道家分为三派,一为杨朱式之道家,一为庄周式之道家,一为老子经典派之道家。至于道家之是否为老子所创,尚是疑问,不过老子确有其人,比孔子老,孔子曾问礼于他。四家之中墨家是主兼爱非攻的,代表人物是墨子。法家的巨子是韩非,申不害,法家盛于秦,秦始皇就是以法家统一中国的。如商鞍就是法家。这四大家在中国此后的时代思想中,均有他们的成份。其他如公孙龙的名家,许行的农家,孙膑的兵家,都可惜没有充分的发展,不然中国的逻辑学。农学。兵学,早就该有很有系统的学说成熟。
自秦以后,汉初名君中,高祖崇尚法家,萧何定律,他便是个法律专家。汉高祖溺儒冠,对儒家不感兴趣。文帝尚黄老。武帝思想很复杂,后来他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学时代便告结束了。
二。儒学奠定时期自汉武帝独崇儒术,至东汉末年为止,可称为儒学奠定时期,儒学在这时成了官定的国学,政府设有五经博士,经成为一种专门研究的学问。特别是儒家的经典,细细推敲研究,分别今古,成为汉学。汉学到郑康成马融,遂集其大成。
三。佛学时期佛教输入中国,始于汉末,盛于唐。汉末以后,中国进入大动乱的时代,经三国东晋而历五胡十六国,连年战伐,群情彷徨,受离乱之苦,又痛受北方异族的残杀。文人无力恢复,只知对面而泣。过去所谈的孔子之学,一时无从实现,人人想退而求个安身立命的归宿。因此与老庄之学接近的佛学,这时介绍到中国来遂大受欢迎。中国通称汉明帝梦金神而求佛,其实不然。明帝以前即有人拜佛,宫中亦有信徒,而佛像是在释迦牟尼死后五百年方兴,汉明帝虽然是做梦,也不能梦到个金佛像,因这时根本没佛像。佛教输入中国后,当时的佛学大师如法雅。道安。支遁等,皆以老庄的思想来诠释佛义,鸠摩罗斯也是个在中国宣扬佛教的得力人物。黄老之学与佛学合流,而蔚为思想的主流。但彼时谈佛教,谈的是禅机,重讨论,尚清谈,实际上未必个个笃信佛教。译述的经典,尚未成熟。以后经南北朝而唐,到唐玄奘自印度回去,大乘佛教在中国乃特盛。译述的经典也日益加多,由过去生粗的认识,进而至深邃的研究。佛学和老庄的思想,笼盖了一切。中国和印度的佛教有其不同之点,中国的佛教里,自己创造的成份很多,有些派别,在中国有的,印度没有,即使印度有的,而解释又各不同。中国有所谓十大派十三派,如唐三藏的法相宗。天坛宗便是自家所创。其中首重哲理的探讨,而于宗教的迷信部分却很少,只有密宗与净土宗算是有迷信的意味。
四。理学时期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对佛老之学的一种反动,早在唐代佛老之学最盛的时候,已经在酝酿中了。本来儒学在唐代还是相当尊重,国家选拔人才,亦以儒学为准。到了唐末宋初古典派的儒家兴起,便力倡排斥佛老之学,先有韩李,后有欧阳修。唐至北宋这一段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在自己创造佛教。冯友兰先生称这一派的人为新儒家,他们将儒学里面缺少的形而上学部分,加以补充,因孔子只讲人伦。社会。教育,不谈性理与。孔子不是不懂形而上学,他说过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就是性理之学。不过他不讲,他有另外的一种境界。宋儒吸收了佛教思想中的形而上学部分,融化后拿来补充儒学,成功了性理之学。他们决不承认理学是佛教的思想。理学之中又分程朱与陆王两派别。此一时期自宋至明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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