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说屈原在《离骚》中“占于灵氛，问于巫咸，无不劝其远游，毋怀故宇终又宁死而不忍去也”[5] ，在这里鲁迅将屈原的爱国深情解说得十分透彻。屈原在楚国无法实现理想，灵氛巫咸都劝他远游而去，这却也与屈原的爱国情怀产生了极大的冲突，毕竟骏马仆役都不愿远离祖国，而屈原自己也不能割舍故国情怀，鲁迅后期不愿为避难而远离大陆的情怀也正与此相契合。
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中，他曾经着重介绍了欧洲的一些具有反抗精神的诗人，如拜伦、雪莱、莱蒙托夫等，然而除此之外，鲁迅只将“中国的屈原归入他所说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中”[6]。很明显，鲁迅将屈原与欧洲的反抗诗人放在一起，并在自己作品中多次提及和化用屈原的爱国诗句，甚至在其诗《无题》（1932年暮）中以屈原自比，这无疑是对屈原爱国精神的极大肯定。鲁迅之所以如此看重屈原的爱国精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人都处于时代更替的过渡期，鲁迅和屈原两人都是将祖国的前途看得高于一切。屈原生活在昏君当权、佞臣专权的楚怀王、楚襄王时期，两代君王都是亲小人，远贤臣的庸君，这种条件下的楚国已经岌岌可危了，屈原也是被任用几年就被流放了。尽管如此，屈原还是不同奸佞小人同流合污，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祖国，而是发出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感慨。鲁迅在青年时期就开始接受屈原爱国思想的熏陶，并将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命运统一在一起，他从学开矿到学医，从学医到从文，无不是根据自己对祖国命运的深切思考而转换的，鲁迅的这些选择显然也都是以爱国为出发点的。
虽然鲁迅与屈原有着共同的爱国情结，并且对屈原的爱国精神大为赞赏，但是两人的爱国终究是不同的。屈原的爱国是不能够与忠君分离的，这在处于变动时期的鲁迅看来，是必须要着力批判的。1933年，鲁迅在谈及《红楼梦》时，说作为忠实奴才的焦大，仗着酒醉把贾府从上到下骂了个遍，而鲁迅就将焦大比作是“贾府的屈原”，认为“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为贾府好。”[4]虽然屈原与焦大的出身状况不一样，但是他们批判主子都是站在同一立场的。屈原对楚怀王和尚官大夫的批判，也是怕有一天看到楚国的灭亡。
诚然，屈原的爱国与忠君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屈原的爱国只是站在贵族的立场去思考国家的命运。他同情人民疾苦，以楚王为依靠推行社会改革，对楚王是怨而不怒。说白了，屈原的忠君是忠于权力，是忠于楚王，他同情人民疾苦也是从楚王楚国的利益出发,是想在保全楚国的同时也保全楚王。鲁迅则认为《离骚》终究是“不得帮忙的不平”，[6]原因大概也是屈原不能摆脱贵族的身份而发动民众来保楚国的周全。可见，鲁迅看中的是人民群众的重要性，而屈原恰恰是忽略了民众的力量。
二、鲁迅对屈原的作品研究
鲁迅对屈原全面的论述除了上述的关于屈原的质疑精神和爱国精神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对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深入研究。
（一）    鲁迅对屈原作品文学性的认识
自《离骚》出世，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都对《离骚》进行了或褒或抑的评价。这些文人墨客显然大都是将屈原比作自己的理想化身或本身就带有色眼镜来看待屈原。所以鲁迅先生说：“评骘之语，遂亦纷繁。”[5]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汉代到五四时期，对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的论著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然而，他们对《离骚》的评价都过于片面，正如鲁迅所说,他们是以儒家的礼教为原则来看待屈原作品的，而这些带有自己感情的评价都是站在自己的历史中来认识屈原的。而真正能够客观认识屈原作品的，鲁迅应该是少数人中的一个。 论鲁迅对屈原的评价与研究(3):http://www.youerw.com/wenxue/lunwen_8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