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意识的淡化 理性世界关照的突出
严歌苓将小说放置在文化大这个大背景中，并从开篇便点明了这个历史大背景，然而整部小说恰恰淡化了这个背景所带来的残酷政治暴力以及在政治方面对知识分子的荼毒，而是用知识分子在这个背景下身心所受的磨难来剖析整个时代，在主观上让知识分子忽略甚至忘记关于政治的记忆，而是留下来自家庭与爱情的温情，使得政治问题自由化、爱情化。这既是边缘文化赠予她的写作理念，也是她浸染的西方文化的人道zhuyi价值观在写作中的体现。“伤痕”文学是表现“文化大”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伤害以及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反思。而《陆犯焉识》将政治与人生互渗，让政治意识“退隐”，通过写一段以作者的祖父为原型的家族史以及传奇的知识分子精神史来映照那段印在史册的百年中国史，属于“后伤痕”范畴，属于新的历史意识，是站在新的高度思考历史，站在人性的角度批判历史，以此来达到人性救赎的目的。严歌苓将个人放置在历史洪流中，以个人历史为线索讲述宏大的历史现实，而在历史与个体中，个体最有力度的表达就在于其情感特质，在情感范畴，她将陆焉识和冯婉喻的旷世之恋、市井细民的家常感情、男女之间的露水情缘和悖于道德的罪恶之恋这几种情感与文化大这一史实背景深度交织，将历史与人性紧紧联系在一起，透视着她内心强烈的个人意识。
严歌苓作为一个海外华人作家，内心始终扎根于故国文化，她因具有双重文化视野以及局外人的身份，对于故国的历史劫难有着宽松自由的话语权。她自然而然的摆脱了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羁绊，以独立自由的精神描摹客观的中国历史现实。她剑走偏锋，绕过政治问题，着重从政治与人生的碰撞角度书写历史，她站在“他者”的角度，代入自身的人文思考和理性关照，从历史到个体，从依从主流到打破禁锢，“建构了‘局外人’的理性关照。”[8]严歌苓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对家族史和自我进行探寻和剖析，她以细腻的笔墨来展现绵长的爱情悲歌与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探寻人性的深层本质，展现了特殊历史阶段中的人文环境。
在文艺理论上说，“他者”对应的是“自我”，“他者”退出场外，冷静理性地分析“自我”场中的史与情，热烈又准确地处理史与情的纠扯，以透视出“他者”赋予“自我”的自我意识。严歌苓站在“他者”的立场，在她独特的文学意识基础上，用她独特的写作技巧加工，最后呈现的是《陆犯焉识》所塑造的精神深度和情感深度。
《陆犯焉识》虽然是以男性为主角的，但是严歌苓仍贯彻了其一直以来的“雌性”情结，深刻诠释了中华文化传统中的“雌性”元素，母爱的缺席使严歌苓更能重塑被约定俗成的母亲形象，移居美国后文化视角和价值立场的变化使其更为关注底层女性的生存方式。比如《陆犯焉识》中的两对母女，冯婉喻与女儿冯丹珏，韩念痕与隐含的母亲。韩念痕和她母亲的关系在小说中只花了一个段落的篇幅来叙述，韩念痕跟着姥姥长大，她的母亲是个唱川剧的，韩念痕是她母亲与川军的师长的生下的，也算是爱情的结晶，但是即使生下了一个女儿，韩念痕的母亲也没有落得任何名分，即便如此，韩念痕的母亲依旧跟没事人一样唱她的川剧。而之后的韩念痕又是继承了她母亲的浪漫和潇洒基因，韩念痕对陆焉识的爱是坚贞不渝、无怨无悔、无私无畏的，哪怕被误会甚至经历了打胎，依然保持独立、坚韧的人格。韩念痕是在与陆焉识的爱情缱绻中，才明白、理解了母亲的浪漫与洒脱，才有所贴近。而再看冯婉喻与冯丹珏，她们从未分离过，彼此相依为命。但冯婉喻的精神寄托始终在陆焉识身上，哪怕从一开始她只是单方面的付出与执着。冯丹珏事业心强，在女性弱势的年代里，成了科学家、成了教授、成了主任来*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成功地生活在那个日渐安稳的社会，但她却钦羡甚至忌妒母亲的无私无畏、义无反顾、坚定不移甚至劳神伤身的爱情。母亲冯婉喻虽为女人，但作为一个人，应当是完整、独立的，她有资格拥有和发泄人的正当情感和难以释怀的欲望，旧有的伦理观念与人性本能的矛盾只能导致人格的畸形或者分裂，这是严歌苓对母爱的理性书写。而“雌性”书写在《陆犯焉识》中体现在真爱的悲剧载体冯婉喻、封建残余的替代品冯仪芳、象征自由的望达、映射情欲的韩念痕、现代女性冯丹珏这几个女性身上，最具代表性意义的就是冯婉喻，她是家庭对抗中的牺牲品，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受害者，是执着追求爱情的坚强女性。小说刻画了一个安静的女子，“你从来没见过比冯婉喻更安静的人”，[1](p78)似乎是到了安享晚年福德的程度。冯婉喻的“静”衬托了那个年代的中国的喧嚣，在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冯婉喻的静正是对政权的无力反抗的表现。但是在小说的最后，冯婉喻却“疯”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格分裂的女人，安静守本分的冯婉喻竟然会发了疯似的骂脏话，竟然会裸露全身在房间里行走。有一种说法来解释冯婉喻的性格分裂：是温柔与强力的合一，是东西文化的合一。这就来自于严歌苓的边缘人的身份立场，是中华文化的中庸之道和“仁”与西方文化的独立人格的合一。但是更圆满的解释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冯婉喻的发疯是无意识的表现，且其本人不自知，这种无意识可能是来自人的本能，也可能是来自内心深处的欲望，又或者说是原始的意识。类似的无意识的东西并不会因为主观的抑制而消失，它会在量变到极致的时候通过质变表现出来。冯婉喻对社会旧疾、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在这个时候全部爆发了出来，是对本我的回归、对自我道德的反叛，原本“静”的反抗变得有声、有力。 严歌苓从“他者”立场构成的《陆犯焉识》的自我意识(4):http://www.youerw.com/wenxue/lunwen_824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