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见过狰狞的鬼，只见过狰狞的人。可我更信奉温情的力量，同时也就是批判的力量。”[9](p116)迟子建曾说道。在《蒲草灯》中“我”发现了妻子“曼云”和“五舅”之间有了过于猖狂的亲昵，终于“曼云”被我残忍的杀害，同样“五舅”也未能从我的刀下逃脱。农村到城市环境的改变随之带来了人性的堕落、人情的淡薄，对城市无情的批判，对乡村世界的无歌缅怀不禁让人想起沈从文笔下美好单纯的湘西世界。“我”在杀死人后一路逃窜，直到遇见了骆驼和他的蒲草灯，骆驼与他妻子的爱情悲剧，骆驼的纯正耿直和善良使“我”走向了自我的救赎，“我不想让骆驼再生活在往事中，我要带着这盏摇曳的蒲草灯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我希望自己在鸭子浮游的水洼中永远沉沦，希望这蒲草灯回到秋天的蒲草丛中，永远熄灭。”[10](p20)“我”最后选择的结局应该是给自己给所有人的一次忏悔。面对城市的发展，乡村的衰落带来的巨大变化，“我”选择了以暴力解决问题的方式最终却因骆驼一颗柔软的心地而走上自我心灵救赎的道路。迟子建在小说中的这些对丑的揭示——对美与希望的衬托， 正是其救赎之路的不断延伸。

在阿多诺的工业文化理论思想中可以看到他认为随着工业化与商业化的发展，“文化工业表现出一种纯粹的商品特性”[11](p174)，并且文化工业的这种商品性与其他商品没有任何差别，它生产出来就是为了消费，在追求市场与利润的过程中不再具有批评功能与救赎功能。在这种工业文化的影响下所有的关系开始被异化，甚至成为工业中的“碎片”。从迟子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她不但没有走上商业化的道路反而重拾了文艺的救赎功能，将笔杆深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用深邃的眼光考量人性的每一处光亮与灰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