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12年杜甫出生，同年唐玄宗即位。从712年开始一直到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可以说杜甫的前半生都活在盛唐繁荣的光辉里。在和平年代，一心渴望恢复家族旧日的荣耀、希望可以向祖先一样建立不朽功业的杜甫很早就树立了入仕的人生态度。而然在盛唐，文人无论是贡举还是释褐，选调还是升迁，只要心存入仕都离不开干谒。[2](p1)

干谒，是指为某种目的而进行求见。作为一种特殊的求仕方式，其实早在先秦就已经出现。当时的各国大臣与游士之间，举荐与被举荐的社会现象就十分普遍。无论是后来一统天下的秦帝国所奉行保举、征士制度，还是两汉时期所推行的擦举制，甚至是魏晋之后的九品中正制无不都是这一方式的表现形式（“魏晋之后的九品中正制也是一种制度化的举荐选官途径” [3](p125)）。而到了唐代更因其独特的历史背景，掀起了一场浩大而持久的漫游之风，这股独特的社会风气不光影响了无数文人的命运轨迹，更对整个唐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无法忽视的作用。

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大环境下的杜甫自然也不能免俗，在开元十九年，十九岁时的杜甫就迫不及待的离开家门走向远方。而此时的大唐王朝，也为年轻杜甫的出行提供了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便利条件。

（一）政治稳定，社会安定

邓锡斌在《干谒之风对初盛唐文人漫游及边塞诗的影响》中就提到要进行干谒大多需登门拜见。然而文人们想要行干谒之事的对象多为达官显贵，而这些达官显贵则往往又多居住在名成都会，因此除了干谒本地显贵不需远处外，要想拜会其他权贵文人们就必须出门远游，因此政治是否稳定、社会是否安定就显得特别重要。[4](p69)如果生逢乱世，到处都是战乱、四处都是劫匪，当能否保证性命都成为一个问题时那干谒就更不需要考虑了。而在盛唐之际，国家统一、政治稳定，据《通典》中记载此时的社会面貌是“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因此也正因有这一稳定的社会条件才能够满足干谒之行的正常施行。

（二）水陆交通条件的改善

然而拥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只是一个大前提，是否具备相对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也外出极其倚重的条件。据《唐六典》记载：

全国驿路总长将近五万余里，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

又据《旧唐书·崔融传》记载

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 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5](p1122)

正是在唐朝拥有了更为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下，才让这些文人们的干谒之行变得更为便利和效率。

（三）经济的繁荣

从初唐到盛唐，农业也有着长足的发展，据史料统计，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全国有六百一十五万户。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增加到了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余户。五十年间平均每年增长七十多万户。人口增加同时促进耕地的扩大。据元结的《元次山集》卷七中有载

 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6](p3)

放眼四海之内，哪里都有耕田的人。而据《通典》记载，天宝八年全国各地的粮仓储备达到了九千六百零六万余石。[7](p3)正是拥有了如此丰盈的粮食储备，才让远行的游子们不用再担心吃不上饭的问题。

良好的家世和曾经无比辉煌的先祖在杜甫的内心埋下了积极入世的种子，而这种家族的传承更成为了杜甫渴望走向远方开启自己干谒之路的内在动力。而“开元盛世”所开创的这一切，让大唐王朝无论是在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迎来了一个新的巅峰。而这都为杜甫的漫游做好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因此在历史的选择下，这一切都为杜甫即将到来的漫游生活做好了准备。论文网 杜甫早年漫游生活对其多重人格养成的积极意义(2):http://www.youerw.com/wenxue/lunwen_852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