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实际税负、避税行为同管理者薪酬的关系一直是美国等税收法律规范较完善的国家中学术界和政府研究的热点。Phillips（2003）研究发现基于税后收益分配收入的管理人员所在的企业的实际有效税率较一般企业低。Armstrong 等（2012）在研究税务经理报酬合同时得出，基于税后利润的管理人员报酬会影响企业避税行为，能降低企业实际税负。Wilson（2009）和Desai（2007）都发现企业内部管理作为一个中间变量决定了避税同管理者和股东寻求财富的意愿之间的关联。27010
事实上，已有研究证实股权激励同以税后收益为基础的薪酬体系一样，鼓励了管理者进行更具风险性的投资和金融决策以提高股权价值。Slemrod（2004）首先将避税同管理层薪酬和股票价格联系在一起，他表示企业间断性的避税可能与管理层薪酬体系有关。Rego和Wilson（2012）发现了在风险股票期权和税收激进性之间正向的相关性，认为股票期权的风险激励方式刺激了管理者，使其参与激进的避税活动，以增加企业价值和股东权益。Graham（2003）调查发现期权薪酬确实有税收减免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负债带来的利息费用抵减作用。Babenko和Tserlukevich（2009）认为股权激励能为企业带来税收上的好处，他们扩展了Graham（2003）的研究，认为非限制性股票期权在相应年度抵扣了明显程度上的应税收入，并且通过推迟行权时间达到更有利的税负减免效果。Desai和Dharmapala（2004）认为高能的管理层薪酬激励能帮助代理人和委托人结盟，并且使得前者通过避税活动从而提高企业价值的愿望更加迫切。Crocker和Slemrod（2005）从代理成本角度发现企业税务主管相对于股东更能对企业税收筹划活动起到决定作用，并以CFO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论文网
然而Desai和Dharmapala（2006、2007）从代理理论和避税寻租两个方面探讨了以股权为基础的管理层薪酬与企业避税的联系。他们认为虽然股权激励联合了管理者和股东利益，从而增加避税决策，但是这种激励方式同样减少了管理人员寻租的愿望，因此综合考虑，股权激励同企业避税关系是模糊不清的。并且他们通过建立员工报酬和企业治理结构对避税的影响模型后发现，最高层管理者的激励性薪酬和企业避税程度呈负相关，且这种负相关关系一般存在于股东保护较弱、机构投资者较少的企业。Wilson（2009）也基于Desai（2007）的模型研究了管理者机会主义和避税的关系，发现在强的公司治理下，避税可能是一种股东和管理者为自身创造财富的手段。
但是Slemrod（2004）等的研究结果同Desai（2006）等的结果的对立性可能是由于两者运用的数据来源、企业避税程度衡量方式和激励性薪酬的代理变量不同。Armstrong 等（2012）就发现高层管理者薪酬同企业避税行为的正相关性并不适用于所有实际税率衡量指标的检验。
反之，薪酬制度作为企业一项成本支出也受到企业税负和税务筹划的影响。一些学者就企业税收是否对限制性股票期权与非限制性股票期权的选择存在影响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自美国税制改革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倾向于非限制性股票期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限制性股票期权对企业不存在对应纳税收入的抵减作用。但Austin（1998）认为企业边际税率与股权激励方式选择没有明显的关系。Graham（2003）的研究表明只有少量且不明显的证据证明企业税率是影响企业期权薪酬决策的驱动因素。Widdicks和Zhao（2014）也调查发现税收政策对股票期权行权有很大影响，并且在英国激励性股票期权已经成为最优先的激励政策，原因是这种激励方式对企业和个人的税负都有纳税抵减作用。 股权激励和避税国内外研究现状:http://www.youerw.com/yanjiu/lunwen_213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