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下，公民参与已经逐渐深入到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公民参与的质量已经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标准。美国学者科恩在其著作《论民主》中指出“民主过程的本质就是参与决策”。他认为，民主就是一种政治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到决策中去。 46774

公民参与的意义研究。对于公民参与的意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王洛忠(2005)曾指出“巩固政策过程是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有利于保证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庞娜(2005)在其文章中指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必然趋势，对推进政策制定有着巨大的推进作用。”，公民参与不仅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失灵，还可以有效防止腐败，同时还有利于实现和扩大公共政策体系合法性基础，提高政策制定的公平、民主、科学。

公民参与的形式研究。约翰·克莱顿·托马斯把决策分为：自主式管理决策、改良的自主管理决策、分散式的公众协商论文网、整体式的公众协商、公共决策五个梯度。他认为公民参与是可以操作的，而公民参与有效性在于参与形式的适当选择，他利用模型分析公民参与，提出“界定公民参与的适宜度主要取决于最终决策中政策量要求和政策可接受性要求之间的相互限制”。 我国学者孙凡宏(2008)指出，扩大公众在行政领域直接参与方式可以概括为四种：1.行政决策前公众意愿的表达以及行政人员对利益的综合；2.公众参与决策的制定和评估；3.行政执行中公众的协助与配合；4.直接选举。

公民参与的困境研究。万梅，李声宇(2006)指出，现阶段，我国仍有大部分公民仍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政治权利，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 而且由于公众知识的缺乏和参与能力的限制，有些公众并不能理解决策中的专业术语，这就制约了公民参与决策。俞可平(2006)认为公民即使有很高的参与热情和参与需求，但缺乏通畅的合法参与途径。 公民正常的政治参与受阻，也就影响了公民参与决策的质量和程度。

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大大推进了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研究，从多个角度对公民参与公共决策进行阐述，为以后的研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但纵观国内外研究，对于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缺乏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视野，不能很好地联系到具体实践。这就需要我们共同探索普遍之下特殊的情况，这是民主政治发展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