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西文化和美学的比较研究,我们已经有了许多成果。这些研究往往是局限在人文文化或艺术美学方面,很少触及世俗的审美文化方面;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几乎已成为常识,譬如中国重在精神文明,西方重在物质文明;中国人审美强调对物质世界的超越,追求善的精神价值,诸如“比德“说之类,而西方审美强调对物质世界的反论文网映,追求真的认识价值,诸如“模仿“说之类。笔者对此也曾深信不疑。但不久前因参与一个节庆课题的研究,深入考察一下,却发现中国人(笔者按:本文中特指汉族)的世俗审美文化倾向,恰恰与这一认识相悖逆,呈现出明显的物欲化特征。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传统美学研究的经院化局限,还是中国人审美特征原本具有雅俗两层皮的特征?笔者对此亦困惑多多。本文的探索就是从这种困惑切入的,如有误入歧途之处,敬请方家赐教。

一

我的困惑首先来自所谓“年味“的消失。自从１９９０年代物质供给丰富之后,城里人对“年“的兴趣越来越淡漠,所谓“年味“消失便年年都成为一个传媒话题。尽管政府和民间采取了种种补救措施,譬如组织庙会。燃放烟花等等,但随着禁放鞭炮措施的实施,城市中“年味“确实已荡然无存了,传统过年所带给人们的许多欢悦也的确体验不到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从表面上看,这是当代中国物质文明进步的结果。中国人传统过年的欢悦大半并不在“过“年本身,而源于“盼“年的渴求。在贫瘠且单调的物质生活条件下,既往人们所企盼的无非是借助传统民俗文化形式,使平素被克制压抑的吃。穿。玩。及亲亲。友友等前文化或文化欲求需求得到满足。年关临近,当这诸多欲求需求逐渐释放演化为紧张的渴求时,便使人们能从“过“年中体验这诸多渴求满足所带来的快感和欢愉,体验到属人的物质享受和躯体自由的审美愉悦。因此“年“所能给中国人带来的审美愉悦的“度“,主要取决于平素人们对欲求压抑的“度“,取决于人们对“年“渴求的“度“。只要“年“中含有人们所追求所渴求的内容,只要“年“能满足人们平素所无法实现的愿望,“年“就是幸福的。杨白劳二尺红头绳,大春的两斤白面,给喜儿带来的“年“的欢乐,是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所永远无法享受到甚至终生难以体验的。即使白毛女音乐在年三十给人们带来的欢乐,也是“后“文革时代青年所难以理解的。而今天,当吃穿等物欲需求基本满足后,“年“与非“年“之间,早已没有了落差;再加上亲情纽结在现代城市中已越来越松驰,电话拜年的兴起,更把日趋形式化的亲情“网“彻底“解构“,将传统意义上的“拜年“彻底终结。因此,对现代城市人来说,“年“能给他们带来新鲜刺激。体验自由欢乐的传统娱乐形式,大约唯有放鞭炮这一项了。喜悦是属于孩子们的,它所传播出的节庆气氛却是全民的。但对于现代文明来说,它的致命弊端却使它难免被“GM“的“命运“。而随着鞭炮声的消失,“年味“便似乎注定要消失了。

以上所论取自笔者多年前的一篇随笔,其中所持观点与国内许多学者雷同,总之,“年味“的消失似乎是我们为物质文明进步所必然要付出的精神代价。那么,事情是否真是这样呢?当我换一个角度思索时,困惑便产生了:我们中国人刚刚解决温饱。步入小康,根据这样的规律,西方发达国家里的各种“节味“岂不早就统统消失了吗?他们还过那门子节呢?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西方国家的宗教和民俗节庆,不仅数量比我们的多,而且过节的质量也明显比我们高。笔者曾参加过慕尼黑啤酒节,身穿民族服装的巴伐利亚人载歌载舞花车游行的场景,令我终生难忘。哪种写在每个人脸上的节日欢乐,在国内节庆中是很难读到的。啤酒节里主题当然是喝啤酒,但人们显然不是为了啤酒而去的。手持大杯啤酒的人们溶于共同的节庆气氛中,陌生人之间相互祝福着,共同歌唱着,十多万人从上午一直狂欢到下午,啤酒只是承载节日情感的媒介而已。笔者所在的青岛市也年年举办啤酒节,但人们去啤酒节喝啤酒,似乎就是进大餐馆聚会,点上各种菜肴,吃完喝完便离去。啤酒城内虽然很热闹,但却没有那种“写在脸上“的欢乐,陌生人之间依然陌生。曾见过电视报道,欧洲人每年“除夕“,都有狂欢活动,数万人聚集在一起,当新年钟声敲响时,人们都非常激动,大家彼此拥抱。亲吻,一起欢呼新的一年来临,体验着节日的快乐。此种迎新活动,我所在的城市也曾搞过,在倒计时读秒时,人们也在欢呼,但欢呼完了,便立马各自回家了。一路上众多市民默默无言,而且事后都在抱怨:没意思,不热闹等等。原来,许多人出来只是看热闹,期望从别人哪里获得欢乐,而自己却体验不到这种欢乐。

由此,我便想到了,所谓“年味“的消失,与物质文明进步似乎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与我们特殊的世俗审美文化传统相关。中国人似乎从来就没有西方人那样脱离物质。脱离社会纯个体精神解放的审美文化传统,而总是把节庆文化活动与物质享受联系在一起。这些物质享受也并不是像圣餐那样只是象征性的(感恩节在美国是例外,火鸡是节的主体),而是构成节庆的主体,构成节庆的目的。无论是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还是正月十五吃元宵,都是实实在在的吃。春节穿新衣,也是表里全新。上下全新,假如没有一套新衣便似乎有些对不起“年“的意思。当然,中国人也有玩的内容,如端午节赛龙舟。元宵节舞龙灯以及春节放鞭炮等等。但这些娱乐活动,也大都是在游戏层次上,给人们带来躯体刺激与人身自由的快感。而一旦离开这些物质享乐内容,中国人便似乎很难体验到节日的精神快乐。这便是中国世俗审美文化的物欲化倾向。

二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中国审美物欲化倾向并非笔者独见。季羡林先生在1997年一篇文章中便提出过类似问题。他指出:“把中西双方稍一比较,就能够发现,西方的美偏重精神,而中国最原始的美偏重物质。这同平常所说:西方是物质文明,而东方是精神文明,适得其反。这是一个颇为值得深思的问题。“恰如季老所说,“在中国当代的汉语中,美字的涵盖面非常广阔。眼。耳。鼻。舌。身五官,几乎都可以使用美字……“,因此,都可以与“美学“发生关联。西方则不同,眼之“美“词与耳。鼻之“美“词,与舌。与身之“美“词,皆不相同,而且,与“美学“无任何直接关联。从这种语义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的美学传统是有着一种明显的物欲化倾向的。

对此,季老主要是从人类的物质生活层面解释的。他推断说,中国人“美感的兴起大概在蒙昧的远古游牧时代“,肌肠辘辘,没有闲情来欣赏花草和音乐,“他们吃到羊肉,感觉味道美,所以美从羊大。“西方“美感的产生时期已经超过了填饱肚子的阶段。肚子不肌,才有了余裕来欣赏眼所见之美和耳所听之美。所以他们的美,从词源上来看,虽然讲的是感官,却只限于眼和耳,而没有舌头。“季老所言,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尽管“羊大为美“究竟是“大羊“(味甘)为美还是“羊““人“(舞蹈)为美,学术界有争论;尽管从语源学角度断定中国人的美感发生早于西方尚待推敲,但我们先民美感生成时的物质生存环境劣于西方的结论却是可以成立的。我认为可以作为补充证据的就是中国与西方神话中诸神生活状况与场景的差异。根据人类原始历史与远古神话之间的同源关系,我们不难从神话中把握远古人类生存环境与美感取向的关联。

熟悉希腊神话传说的人都知道,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活得真是好快活哟!他们整日价不是寻欢作乐就是滋事生非。在希腊神话中,甚至已经有了独立的“爱神“。“美神“(阿芙洛狄忒),那场著名的特洛亚战争就与她相关,与爱情和美女相关。相比之下,中国神话中的诸神却活得太艰辛了,他们不是填海就是补天,不是治水(除涝)就是逐日(抗旱),难得有片刻消闲,更谈不上寻欢作乐了。唯一有点浪漫情调大概就是羿了,据说,他不仅沉迷于田猎。酒浆,还与河伯的妻子发生过“婚外恋“。对此,人们固然可以作出多种言之成理的解释,但我认为,这样的基本事实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古代希腊人良好的自然生存环境与中国先民艰难的自然生存条件是造成两个民族神话个性差异──实际上也是两个民族原始文化性格。审美倾向差异的重要原因。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生存环境的差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直被保留下来,持续影响着中国人与欧洲人的文化性格与审美倾向。质言之,中国人几乎总是面对一个吃饭或温饱问题,中国人几乎从未从沉重的生存负担和贫瘠的物质生活条件下解脱出来,这使中国文化具有明显的忧患主义特征,难以产生出唯美主义倾向。历史上曾有过的短暂享乐主义思潮(魏晋),也被传统文化永久地钉在道德耻辱柱上。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或许少数衣食无虞的文人能苦中寻乐地吟赋田园诗韵,但却难以有全民的精神狂欢节日出现,代代相承遗传下来的便是以物欲化享受为特征的节庆活动。所谓“年味“。“节味“的“味“,不恰恰证实着中国人过年过节往往以吃为主吗?

三

但深入思考下去,这种执着于物质生活层面的解释显然是有失片面的。非洲大陆上诸民族,其物质生存环境显然并不比中国优越,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节庆里的精神狂欢。同样,中国许多少数民族的物质文明远远落后于汉族,但他们在节庆中的精神狂欢倾向也十分鲜明。傣族的泼水节,白族的三月街,人人栽歌载舞,似乎并不以物质享受为主,这往往使汉族参与者大为感动。笔者对这些民族的文化缺少研究,难以正面给予阐释,但作为反证,汉族的世俗审美物欲化倾向显然是不能简单归于物质生活贫瘠这样单一的原因。何况,在唐宋明清太平盛世年月,中国人富庶的物质生活水平绝不弱于同期西方国家。因此,作为文化现象,我们还是需要从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进行探讨,从中国传统的社会模式。价值取向与哲学观念中寻求其深层根源。

让我们还是从中西社会文化模式由以产生的源头谈起吧!

大家知道,古希腊罗马文明形成生存于海岛。半岛之自然环境中,但同样生于海洋环境的其它民族并没有产生希腊罗马式的古文明。对希腊罗马文明生成来说,临海的生存环境促使对外贸易的发展固然是其重要的经济因素,而更重要的却是它借助地理优越条件直接汲取古代东方文明(古埃及。希伯来文明)成果并选择了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民主的城邦制。这诸多希腊罗马文明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自然条件,又反过来铸成了希腊罗马人外向型性格,决定了他们对于开拓冒险精神的尊崇和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尊重。与此同时,古希腊哲学家对宇宙现象。对人性本质的执着探求,使西方哲学形成的主客体分离。对立的本体论和对形上精神世界执着探求的认识论传统。而在其间融入的希伯来宗教文化中,上帝取代或驱逐了诸神,所有自然现象都被去掉了超自然的特质,所有人都是上帝的臣民。这种文化客观上又为西方科学观念。自由民主精神提供了思想条件。这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了以肯定人性自由。肯定自我创造价值为内涵的西方审美精神的诞生。因为只有在主客体分离的宇宙空间里,人类才能真正体验到人性的伟大。自由的价值,体验到属人的本质的美,人类才能执着地追求这种美。

而源于生于内陆腹地的中华民族,由于以农耕为其主要生产方式,又由于与异质文化处于隔离状态,再由于自奴隶社会以降的封建(“分封建制“之“封建“)统治制度,自然铸成了中国人的内向型性格,决定了中华民族对传统的重视和对礼仪规范。宗法道德的尊崇,并由此形成了所谓崇尚群体伦理。抑制个性自由的价值取向。与之相适用,中国哲学传统中,也几乎从没有脱离人事的形上思考,所谓“天人合一“,实际上是将“天文“纳入“人文“规范,以人为中心。为本体,“知性则知天“(孟子)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的支配下,中国人的哲学思维就从来没有真正的主客分离,也没有超越物质世界的形上精神。中国文人借物比德。寄景托兴,所比兴抒发的也都是政治道德人伦理想,既不是对纯自然的感怀,也不是人类博爱精神。这使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以肯定人性本质为内涵的纯粹审美精神,也没有充满类自豪感的博爱精神,更没有体验这种人本博爱精神的审美文化空间。

正是这两种差异显著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哲学精神。审美特征,决定了西方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节庆主题。节庆氛围与节庆内容。在尊重个性自由的西方文化模式中,在具有人类博爱精神的西方民族中,其民俗节庆活动,正好提供了一个解放和张扬个性。表达博爱精神的文化精神时空。这是西式狂欢节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即便在宗教节日中,表面上人们是在皈依上帝(神)。尊从传统,实际上也是在与整个人类或宇宙精神进行沟通交流,体验属人的自豪感。这使得他们的节庆审美文化活动充满着人本色彩,具有超越物质的精神狂欢特征。与此相适用,其节庆活动便不是以满足物欲或躯体刺激需求为主,而是以精神性娱乐活动为主了,譬如举行盛大舞会。音乐会等等。

而在中国传统节庆活动中,情况则不同了。由于受伦理文化模式及礼仪规范的束缚,各种节庆本身就承载着凝聚群体的价值功能,而中国人又天然缺少人性自由概念。缺少超越伦理关系的“类“意识,因此,中国的节庆便根本无法形成个体精神解放的狂欢气氛。譬如春节的拜年活动,其本身便是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它的结果也只能是强化宗法伦理对人们心灵的制约。因此,中国人过年时,唯有儿童可以狂欢,年岁稍长一些的人,由于戴着沉重人格面具,时时注意克己遵礼,循轨蹈距,乐而不淫,使节庆活动成为宗法文化活动的延续。包括节庆娱乐活动,或是有宗法组织的(如赛龙舟等等),或是有相应社会主题的(如放鞭炮等等),都是循礼而乐,与西方陌生人之间狂欢聚会决然不同。实际上,即便中国节庆中的物欲享受同样有着强化血缘文化的功能,被赋予种种抽象的宗法伦理名堂,诸如饺子。汤圆。月饼,无不有着亲情团圆的说法。这使中国人在大饱口福的同时,也践履了道德义务,完成了节庆主题。晚清腐儒陈季同,虽充满阿Ｑ精神,但他认为“我们的娱乐取决于我们的道德和哲学观念。以及政治和社会的看法“却是切中肯擎之言。

正是由于“形而中“的宗法礼仪规范的约束,由于“形而上“的精神解放空间被阻塞,中国人对节庆渴求的能量便只能向“形而下“释放,只能在被赋予伦理意义的吃喝玩等物欲享受中寻求欢乐,而在贫瘠的生存环境中,这恰好能给人们带来足够的幸福感,使节庆充满了节庆气氛,这就造成了以物欲满足为主的节庆内容,形成了物欲化的世俗审美文化倾向。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在城市中,尽管市场经济观念早已将传统伦理观念革除了,人们也早已从宗法社会角色中解脱出来,但由于缺少现代人文文化的支撑,国人却依然难以在短期内将这种以满足物欲为主。以巩固宗法伦理为旨归的节庆进行改造,使之真正成为张扬个性。体验人性伟大的精神时空。这样,一旦个体物欲需求淡化,传统的伦理价值目标弱化,中国的民俗节庆便只剩下一个民俗空壳,真正的节庆“味道“便必然迅速丧失掉。

四

至此,我们便可回到季老提出的哪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并反拨某种流行的文化和美学观点了。包括季老在内,中国许多学者一直以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传统而自豪,以中国的精神文明而骄傲,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救黩西方文明的世纪。但细一分析,这些大都是阿Ｑ式的理论乌托邦。

其实,所谓的“西方是物质文明,东方是精神文明“的说法本身便是有问题的。以笔者愚见,它只是19世纪末陈季同之流的腐儒为对抗西方文明而“精神胜利法“的产物,其背后有一个符号陷阱。即他们所说的精神文明,只是指中国的伦理哲学和宗法道德文明。以这种精神文明为尺度,西方自然无法与东方抗衡了。但这并不能涵盖所有的精神文明,西方同样有其精神文明,即人文哲学。科学理性和公共道德文明。这种精神文明,恰恰是其发达的物质文明的生成条件。而中国持续数千年的精神文明,却并没有促成中国的现代物质文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关键就在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主要是“天人合一“的“精神“。是伦理至上的“文明“,而不是建立在科学。人文价值理性上的精神文明,这便使得它既不能催生科学精神,也不具备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机制,还可能成为阻碍现代文明发展的桎梏。

我们且再反思一下中国审美文化传统吧!由于中国审美传统中缺少人文精神内涵,审美活动表现出伦理化取向,所以,当传统文化把几乎所有的物质享受都披上伦理外衣。变成精神享受。并提升到“美“的层次时,中国人的审美也就远离开人的创造性本质。这使中国的审美文化往往是消费性的,缺少将对“美“的追求转化为实践创造的冲动。这也是中国物质文明缺少持续进步动力的重要文化基因。因为感官愉悦之“美“,所刺激的是一种匮乏性的审美需求,一旦满足了,便不再追求。它所导致的另一个极端就是精神贵族贬抑物质,超然于科技创造与物质实践之外,以闲适的态度对待生活,将功夫放到棋琴书画上,倡导人们向后看,法先王。这种美学发达的结果,使中国的生产力长期停滞,却留下了至今令世人瞩目让国人自豪不已。灿烂之极的饮食文化!而西方人的“美“虽然表现在精神上,但却植根于人文精神。落实在创造实践活动中,他们将实践活动审美化,使对美的追求变成改造自然的内驱力,变成浮士德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推动了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使西方物质文明日益发达。这种人文之“美“,本质上是创造性的,它所刺激出来的是一种发展性冲动,是一种不断向前看的精神,审美满足所带来的是更大的创造冲动。是故,西方人虽没有把他们的饮食文化上升到伦理和美学层次,但他们却给全人类带来物质文明的“福音“。如果说西方文明。哲学和美学的精髓有其合理之处,我认为正体现在这里。

因此,哪种以中华传统精神文明而沾沾自喜的观点可以休矣,同样,季老认为可以从中国传统的“生理美“入手,解决美学危机的观点也悬置为宜。中华民族在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正面临着精神文明重建的艰巨任务,其中,哲学与美学建设便是重要环节。否则,物质生活富裕之后,中国人将面临比西方人更大的精神危机,因为西方的异化危机,是传统人文精神的危机,而对没有这种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可能会感受不到这种异化,但却会产生更严重的精神麻木和灵魂空虚,会衍生出更多社会危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引进的现代工业文明,虽然可以成批地生产和复制满足人类需求的物质和精神消费品,却不能生产精神幸福本身。当代中国人的诸多物欲理想得以贴现之后,他们失去理想追求的空虚灵魂将愈加空虚。那时,便不是一个“年味“消失的问题了,而是整个生活意义的丧失。从这种角度看,当代中国哲学及美学的使命可谓重矣。

1美学的根本转型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

2关于希腊地理环境之优越,不少史学家。哲学家都早已有过定论。丹纳作过这样的描述:“在希腊文明的中心雅典,南方最上品的果树不用栽培就能生长。那儿每隔二十年才结一次冰;夏季的炎热有海上的微风调剂;除了从色雷斯偶尔吹来几阵东北风,地中海上有一股酷热的东南风以外,气候非常温和“。他还引用欧里庇得斯的话为证:“我们的天气温和宜人;冬天并不严寒,非巴斯(阿波罗神别称)也不伤害我们。“(丹纳艺术哲学2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一书中说得更明确:“这些人己在全世界我们所知道的。气候和季节最优美的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因为伊奥尼亚周边的任何地方,不管是北方。南方。东方还是西方,都不象它那样得天独厚。在其他的地区,气候不是寒冷和阴湿,就是暑热和干燥,使人非常烦脑“。(转引自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149页)。

3本文中关于中西文化哲学的比较论述,取自拙著审美价值系统,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4陈季同:中国人自画像,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171页。

杨曾宪青岛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