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到了唐朝以后，《唐律疏议》中也有许多关于见死不救的法律条款。如该书卷二十八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乡里邻居遇到强盗杀人、不去救援或者不告官，都会受到处罚。
  此外，在唐律中还有对诸如发生火灾、水灾等重大险情时的救助规定，如《唐律疏议》卷二十七中有：“见火起，烧公私廨宇、舍宅、财物者，并须告见在邻近之人共救。若不告不救。减失火罪二等，合徒一年。”这些条款对见死不救的行为做出了严厉的处罚，对规范当时良好的社会秩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到了元明清明朝，统治者对见死不救的行为更是憎恨之至，而对见义勇为的行为却给出了相应的奖励。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就颁布过奖赏令：“诸人告或捕获强盗一名赏钞五十贯，窃盗一名二十五贯。应捕人告或捕获强盗赏钞比诸人减半，犯人名下追征，犯人财产不及，官司补支”(《元典章》卷五十一)。洪武元年(1368年)颁布的《大明令》中规定：“凡常人捕获强盗一名、窃贼二名，各赏银二十两。强盗五名以上，窃贼十名以上，各与一官”。清清朝沿袭前代的规定，据《大清律例》卷二十四记载：“如邻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一名(盗贼)者，官赏银二十两，多者照数给赏。”对于在与罪犯搏斗中受伤的见义勇为者另行奖励，如京城地区“将无主马匹等物变价给赏”。因此，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虽然当时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其目的是为了文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但是它仍然潜移默化对人们的行为、思想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国家自秦朝始就已经开始对“见死不救”的行为做出了相应的处罚措施，而秦朝统治者重视的是法家思想，用严刑酷法来治理国家，虽然那时候的法律直接代表统治阶级的意识，其主要目的是文护封建统治者政权的稳定，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对规范人们的行为习惯还是具有积极作用。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后的各个朝代都对此行为具有相应的处罚措施。众所周知，在我国封建社会，“情大于法”，治理国家并不是主要靠法律，相反更注重道德的作用，但是道德并不是万能的，当道德面临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法律的介入就显得非常必要。而我们国家今天在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大背景下，在面临“见死不救”等社会现象时，在法律上却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因此，今天我们将“见死不救”纳入法律体制一方面是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必要措施，做到有法可依的重大举措，有利于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统筹人与社会的和谐、健康、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3.3  从现实角度看
  其次，如果将我国的法律体系与当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司法体系进行比较，我的法律体系明显存在漏洞。当今世界其他国家早已明确将“见危不救”纳入司法程序。只不过他们将“见死不救”改为“见危不救”，而“见危不救”所涵盖的范围明显又比“见死不救”广。西方法律体系中有一种术语叫“撒玛利亚好人法”，特指各种对见义勇为者予以保护的法律。“撒玛利亚好人”的典故出自于《圣经》，比喻见义勇为、乐善好施的人。 对见死不救行为的法律规制探究法律与道德的博弈(5):http://www.youerw.com/faxue/lunwen_78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