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考试与法学本科教育的冲突及解决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6)08-0046-03

司法考试作为一种职业准入考试,是初任法官。检察官以及取得律师资格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合理。公正。公平的科学考试方法,来论文网检验应试人员是否具备从事法律职业所应具备的基本能力。那么,在针对司法考试制度合理性激烈争论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正确发挥司法考试对法学本科教育的促进作用?在司法考试成为法律职业准入条件的前提下,法学本科教育又该采用何种教学理念和方式来平衡其与司法考试之间的关系?矛盾是对立统一的,要处理好这些问题,一方面要认识到司考和法学本科教育各自本身存在的缺陷;另一方面还要正确认识当代国情下,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培养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法律人才。统一好二者之间的共同目标,尽可能减少司考制度对法学教育的冲击。

一。司法考试与法学本科教育现状分析

(一)司法考试现状

2002年开始,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在此之前,全国没有严格统一的法律职业准入标准,法律职业队伍非常混乱,其受教育背景以及自身素质良莠不齐。司法考试制度的正式确立与发展,不仅规范了法官和检察官的任职标准,使法律职业者的素质迈向了更高水平,而且为司法公正的实现提供了更好保障,对中国法治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司法考试制度自实施以来的实际效果与法治发展仍存在某些不洽性,不利于法律应用型人才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司法考试存在考题过于侧重考查对基本法律条文的记忆,而考生运用法律思维和逻辑推理分析问题的能力考查则较少以至于与法律实务应用相脱节“的状况;甚至更有引导法学教育向应试教育“模式转变的趋势,即考前司法考试辅导机构把原本法学教育4年甚至更长时间所学习的知识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能将其培训完毕。这种仅为了通过考试而针对性的速成复习方法,导致通过司法考试的考生尤其是非法本的考生的法律基础并不牢靠,更不用说他们分析应用法律实务的能力。

(二)法学本科教育现状

德国学者AdolfWach曾经对德国法学教育的情况做如此描述,不需要更多的论述,就可以发现,灌输式讲授使得许多人懈怠于独立学习,学生们逃跑到补习人员那里寻求帮助……这表明,大学课程缺乏教育力;对内容上的要求太多,而在培养学生认识能力上又做得太少“[1]。中国的法学教育与当时的德国相类似,所采取的是大陆法系国家比较盛行的教学方法――讲授式教学方法(又称大陆法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受传统教育观的影响,其核心是仓库理论“,它以教师为圆心,把学校当成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把书本当作主要的教学内容,把学生当成被动接受知识的工具,把分数看成是评估学校教育。教师教学和学生成绩的唯一标准[2]。这种模式下,学生只需要跟着教师的思路上课做笔记,下课记教材上的概念和法条“。这虽然培养了大部分学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出色的学术能力。但是,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会相对缺乏,视野也会因此变得单一和狭窄,对今后继续进行学术深造或是对将来从事法律职业都会有一定的限制。

二。司法考试与法学本科教育的关系

法学教育是司法考试的根基,对法学教育来说,司法考试也是一把双刃剑“[3],理论上而言,实行司法考试制度,不仅可以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而且对法律教育的发展也将有着深刻影响。当二者形成双值交集良性互动关系时,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相得益彰,健康发展,而当二者脱节时,就将导致结构失范和发展失衡[4]。

(一)司法考试和法学本科教育的统一性分析

司法考试作为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实际上是在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也是促进法学教育与司法实务之间联系更加紧密的重要纽带[5]。

从司法考试的考察内容来看,其特点表现为侧重考查考生对法律专业知识的掌握和理解程度,利用专业知识进行案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法学教育作为基础性教育,能帮助参加司法考试的考生储备足够的法律知识,为他们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从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的共同目标来看,它们之间具有一致性。法学教育能够教育和培养法律人才,司法考试则是法律人才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学教育应该成为司法考试的基础,而司法考试反过来又能检验和衡量法学教育成果的质量。尽管二者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冲突,但都是为了的法治建设而教育和选拔出优秀高质的法律人才。因此,一种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的司法考试制度对于法学教育实质上是具有一定的积极引导作用;高水平的法学教育也能为司法考试培育出更多高素质的人才。

(二)司法考试与法学本科教育的冲突性分析

司法考试制度的设立,本应拉高从事法律职业的门槛。选拔社会需要的精英化法律人才,使法学更具专业性和独立性。但是,现行的司法考试制度并没有对考试主体进行限制。根据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规定,具备高等学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学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这一条件的人员,均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6]。这使得接受过法学教育的学生所具有的专业优势不复存在;中国的法学教育也会因此被误导为从事法律职业的非必要性“教育。并且在司考培训这种抓重点,突难点,放弃不考知识点“机械化考试培训模式的影响下,同一个司法考试分数,对于也许只花了几个月时间准备的非法学本科毕业(以下简称非法本“)考生和花了4年甚至更长时间准备的法律专业的考生意义也完全不一样。许多通过司法考试的考生实际上并不具有作为一个法律职业者所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这种现象大大冲击了的法学教育,并严重阻碍了法学教育和法治建设的健康发展。既然法学和非法学本科生有同等机会参加司法考试,法的本科教育又可以被3周左右的司法考试培训班所代替,用四年攻读法学本科。用三年攻读法学硕士。用三年攻读法学博士,也就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7]也就是说,不论何种身份,只要能通过司法考试就能从事相关法律职业。于是,又回到之前所说的司法考试有使法学本科教育向应试教育模式“转变的趋势,而这种趋势自2008年允许大三学生参加司法考试之后,便愈加严重。大部分考生将精力放在司法考试复习上,忽略了本科阶段法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学校为了不影响学生的职业生涯,甚至给予学生有针对性的教学来配合辅导他们通过司法考试,从而在应试教育的路上越走越远。三。司法考试与法学本科教育冲突的原因

(一)司法考试是西方相关制度移植的产物

现行的司法考试制度是移植西方司考制度的产物,尤其是受美国。日本的影响。如图1,在美国,想要成为法官。检察官,必须先成为律师;而要成为律师,就必须取得法学硕士或博士学位并通过律师职业资格考试;在日本,司法考试也是担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必要考试,但与美国不同的是,不需要以成为律师为前提,而且非法律毕业的考生也可以参加。由此可以看出司法考试制度的初衷是:一方面希望同美国一样建立一个统一规范的法律职业入口,改变法院。检察院和律师考试标准。内容不一的局面;另一方面又进行了关于日本考试主体资格的借鉴。然而在移植过程中,由于与其他国家的制度。背景不一样,显现出更多的则是水土不服,与实际不相适应。

的法学本科教育是法学起点教育,却不是司法考试的必要条件;而在美国,一般意义上的法学本科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法学硕士教育是法学起点教育也是取得考试资格的硬性条件,这造就了移植的第一个矛盾点。虽然日本和一样,司法考试都对非法学考生开放,但是,日本的司法考试制度无论是从考试内容。方式还是考试通过率来看,都远比严格,此为移植的第二个矛盾点。

(二)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定位冲突

司法考试制度与法学本科教育在定位上存在一定的偏差,如司法考试是为了选拔优秀的职业型法律人才,而法学本科教育的定位则为通识教育,其侧重培养的是法学者“,不是法律职业者“,偏重法律基础知识和抽象理论的考查与教育,对学生法律思维的培养有所不足。而法律思维在法学中实际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一端连接着处于形而上层面的法律知识,另一端连接着形而下层面的法律实际应用,是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能够契合的基础和平台。对法律思维的忽视导致了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减少,而应用型法律人才又是司法考试所需要的。于是,就导致的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呈现出衔接性不强甚至相冲突的情况。

总体来说,的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之间并不是完全排斥的关系,它们彼此的发展都需要通过借助对方的优势弥补自己的不足。因此,不应当用主次来衡量二者的地位,而应以相辅相成的辩证思想去引导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走上良性互动,在互动中不断改良的道路。

四。司法考试与法学本科教育冲突的协调措施

中国人民大学法院长曾宪义曾说过,不断健全。完善的高等法学教育体系,也是保证国家司法考试健康发展的前提。没有完备的。成熟的法学教育,国家司法考试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8]。完善的法学教育能够为中国实现法治现代化奠定基础,为司法考试选拔优秀的法律人才提供一个前提条件。

(一)保持法学教育的相对独立性

法学教育的优势是基础理论。学术精神以及人文修养,而这种优势是很难令学生通过司法考试的。如果把法学教育当做司法考试的培训班,则无疑又是一种对优势和资源的浪费。“[9]因此,司法考试的性质,法学教育首先要做的应该是进一步认识到法学教育的职业性特点,更新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法学教育观念。但是,这也不能使法学教育为了迎合司法考试而盲目妥协,因为法学教育本身是一种多元化的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的是综合性的法学人才,而不是单指司法人才。所以法学教育应保持自己独立的地位,不要成为也不该成为司法考试的附属内容。而是在充分发挥法学教育理论优势的前提下进行合目的性改革,让自己处在相对独立又能彼此互动的地位。

(二)改革法学本科教育的内容与方式

法学教育的根本问题就是与法治实践相脱节[10]。法学教育的目的不仅仅要传授知识,还要解惑“。教学生如何自己运用法律思维解决司法实践问题比教学生法律是什么,法律怎么样“更为重要,也是司法考试迫切需要考生具备的一项能力。因此,为了更好地与司法考试制度相衔接,应当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法学教育可以借鉴英国的法学教育模式①,也可以适当采用美国的案例教学法“――要求学生从司法审判的角度去阅读案例,学会如何通过案例进行推理,学会从特殊情况演绎出一般原理“[11]。每周安排1―2节案例教学课以及进行适当的模拟法庭练习,通过案例和角色扮演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以及分析运用能力。将法律思维与法学教育方式进行有效结合,既能摆脱学生被动机械式地接受知识的状态,也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进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

(三)提高司法考试报名门槛

司法考试的目标应是使法律从业人员精英化,只有设立严格的司法考试制度,提高司法考试内容难度和考试报名门槛,限制法律职业者的人数,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泛化“现象。司法考试难并不是一件坏事,比较难的考试能够检验应试者的法学专业功底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还能给社会公众一种法律专门人士需要经过艰难考试才能获得其资格的外观,增加普通民众对司法过程和结果的信心[12]。非法学本科毕业人员参加司法考

试,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对法治精英化很不利。与医生相类似,法律也是一门技术,也需要经过一定训练熟练掌握技术核心的人来驾驭。从事法律的人员,往往掌握着生死大权“。很多时候一个证据或者法条的纰漏,都将影响个人的一生,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而非法本“学生并没有接受过法学本科这一过渡性的教育,缺乏专业人员的正确引导,对法律知识并没有一种系统性的学习,这很可能导致非法本“学生对法律理念产生一定的误解,影响社会法律职业的发展轨道;另外,要突出法学教育在司考中的基础性地位,就必须严格区分法学本科和非法学本科的界限,保障法学本科与生俱来的优势。即使不取消非法本“考生的考试资格,也应该设置另一道基础性考试程序,在检验完非法本“考生是否达到法学学科所应具备的基础理论知识水平之后,再允许考生报名司法考试。对于法学本科生,也应当在全面完成大学四年的系统学习之后才能报考。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法学本科教育目标和功能定位的正确回归。(四)严格限制司法考试通过率

如下图所示,法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密不可分。在经济带动法律发展的同时,司法考试通过率也随着法学教育的不断扩张而得到提高,这使出现法律人数过剩和人才奇缺并存“的奇特景象[13]。更有学者认为,尽管法律人相对饱和,但是真正有法律素养。符合法律职业要求的并不多,这严重制约了法律精英化的进程。因此,应该本着宁缺毋滥“的观念,严格地限制司法考试通过率,建立一个人数少但是社会地位高的精英化的优质法律职业共同体。

(五)完善司法考试内容

的司法考试分为四部分,前三部分为客观题,只有卷四是主观题。这种命题方式不能全面考查考生诸如法律思维能力。法律分析能力。也会将考生引入只要对法条一般性掌握即可应付大多数客观题“的误区。对人才选拔最为重要的知识储备水平和法律能力综合性考查成了司法考试的盲区,这与司法考试选拔目的并不一致。因此,司法考试侧重点的转变将直接关系到法律人才的质量。

可取的做法是:删除部分客观题,增加主观题的比例。首先,刑法试题质量较之其他学科要高,这给完善司法考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方向。其次,考试科目过于繁杂,案例相对较少,而案例题最能反映考生法律思维及分析能力,所以应逐渐增加案例题比例。最后,历次考试中对于法律文书的考查自2005年以后就基本为零,文书制作是法律人应具备的一项基本能力,地位非常重要,应作为考试点,培养学生的法律文书写作水平。

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并非以无法相容的形式存在,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契合点,法学本科教育为国家培养高素质法学人才,司法考试再从中为国家选拔出高质量的法律人才,尽管现阶段仍有许多的矛盾与不足,但在学界和实务界的不断呼吁下,二者正朝着良性互动的方向不断改革。我们不能苛求二者的改革要达到完全一致的境界,更不应将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孤立开来。只要它们之间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衔接,再通过这种衔接使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达到一种健康平衡的关系即可。因为二者的关系如何,将直接影响着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目标能否实现。不能使二者协调发展,建设法治国家就只是一句空话。

司法考试与法学本科教育的冲突及解决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