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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文同的诗歌还是有研究价值的，陶文鹏先生曾把文同列为有研究价值的宋代文学家之

一 。。虽然对于文同的诗歌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仍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比如：文同的诗歌创作与其人生经历的联系有待进一步挖掘；其山水诗中所蕴含的生命意识有待更深入的研究；作为一位善于绘画的诗人，其独特的诗歌艺术如其诗画艺术的相通之处有待总结。本文期望通过尽量细致仔细的文本解读来展现文同诗歌的独特风貌。

二．文同的心路历程

文同，字与可，自号笑笑先生，西汉蜀郡（今四川成都）太守文翁、西晋散骑常侍文立之后，人称石室先生，又称文湖州。北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生于梓州永泰县（今四川盐亭永泰），神宗元丰二年（1079）卒于赴任湖州途中的陈州（今河南淮阳）宛丘驿。

文同的一生艰辛坎坷，他的政治生涯并非一帆风顺，总是充斥着矛盾和冲突，政治的失意多于得意。一方面，文同出身书香门第之家，“曾祖彦明,祖廷蕴,考昌翰,皆儒服不仕”，这样的门第出身，使文同从少时起便立下了鸿鹄之志。天圣八年庚午，即文同十三岁之际，其父亲教诲他说：“吾世为德,汝其起家乎？将高吾门于吾庐之东偏以待,汝宜勉之。”文同恭敬地答道：“谨奉教。”可见其立志沿袭祖上经世济民、报效国家的积极入世精神，光耀门楣之志甚笃。为此，文同博览群书，尤其是熟读儒家经典，“经史子集,无所不究,未冠能文”，进一步深化了儒家思想对其个人的影响，坚定了他兼济苍生、报效君王的政治理想。“三十穷男子,其势胆气存。鸿毛在乡里,骥足本乾坤。周孔为逢揖,柯雄自吐吞。平生所怀抱,应共帝王论。”他的凌云壮志在这首《太无观题壁》中便表现得酣畅淋漓，其政治理想之远大可见一斑。皇祐元年己丑，文同登进士第五，开始了仕宦生涯。第二年他便赴邛州（今四川邛郲）军事判官，正式踏上仕途之路。但其仕途蹭蹬,不尽如人意，一生绝大多数时间在州郡做官，且多是西南偏远之地，如蒲江、大邑、邛州、汉州、普州、洋州等，也曾数次在朝为官，如治平三年丙午，迁太常博士，再迁尚书祠部员外郎；熙宁三年庚戌，知太常礼院兼编修《大宗正司条贯》……但不论是在地方为官还是在中央从政，或升或降，或贬或擢，官职都不高，可谓是仕途坎壈，波折不断，在其《谢转官表》（卷二九）中便写道：“一生困于末路……所以为太常博士自首至尾也仅十年，转祠部外员郎既得复失也凡三次，蹇难如此，穷薄使然”。在政治上，文同始终未能有所建树，只能尽职尽责地做好分内之事。沉浮官场数十年，面对接踵而至的政治斗争，年少时的鸿鹄之志已渐渐磨灭，不求建功立业成为君主的肱骨之臣，但求保全自身，不成为朋党之争的牺牲品。

文同淫浸官场数十年，几经浮沉，虽有大才却未受重用，也确是命途多舛，时运不济之故，与当时的朝野上的朋党之争大有关联。论文网

北宋对于士人而言，既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宋代士人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于一体的复合型人才，他们既是参政主体，也是文学主体和学术主体，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宋代士人非比寻常的社会地位可见一斑。但是，宋代的激烈的朋党之争又使士人们处于压抑甚至恐怖的政治环境之下。北宋士大夫因政见不同而群体结党、相互攻讦的政治纷争长达半个多世纪，萌芽与仁宗景祐、庆历年间，盛行于神宗熙宁以后，直至北宋灭亡 。北宋时期喜同恶异、党同伐异的党争对于文士个体而言无疑引起了个体的恐慌忧惧，制约了个体的自由，摧残了个体的生命，造成了个体身心俱受重创的悲剧命运。 (责任编辑：q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