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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的小说作品数量相对偏少，在其为数不多的小说作品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九十九度中》，在这篇作品里，林徽因真实地表达了她对人间悲剧的深切思索。李健吾先生对这篇作品有过这样评价：“一个女性细密而蕴藉的情感，一场在这里轻轻地叹气共鸣，却又和粼粼水波一样轻轻地划开。” [2](p81)在这篇小说中，林徽因描绘了北平一个大热天里的众生相：有钱人热闹地置办奢侈的酒席，兴高采烈地迎娶新媳妇；下层社会里的人们辛辛苦苦地拉车挑货，为生活忙忙碌碌地奔波着，仿佛这世界就是一锅九十九度热气腾腾的开水，所有的面孔都在这生活的蒸汽里迷离着。然而隐藏在这热闹背面的，是阿淑穿着鲜红嫁衣“一鞠躬，一鞠躬地和幸福作别”，是坐在喜棚外面的小丫头饥饿不堪又中了霍乱，却因身份卑贱无人关心只好眼睁睁地死去。小说未写一个“冷”字，连冰冻菜肴的冰块都要“热”化了，可是字字句句却透露着咄咄逼人的冷意。林徽因的笔触准确无误地针砭到了社会的痛点，女人的幸福与命运从来都是无法自己左右的，无论阿淑那样富贵人家的小姐，还是社会底层不值一提的丫鬟，都逃不过时代的禁锢和悲惨的命运，一直隐藏在沸腾油锅下面的，是封建残余里那块万年不化的坚冰。论文网

萧红和林徽因的文学作品有其特殊的“性格”，与其它斗争性、性的文字不同的是，萧林二人的文字并没有过于强烈的批判与抨击，而是将民族与女性的伤痛隐藏在她们不痛不痒的叙述之下。看似不动神色，实则针砭时弊；看似残忍淡漠，实则热切深沉。且无论是某个人物，还是某个场景，不光描绘得饱满而细腻，更具有残酷的真实性，在30年代这个血腥暴虐的土地上，她们去抚摸地面真实的温度，体察文明沉重的力量。二人作品所独具的艺术美感、所透射出的生命张力，源自她们心中那份反抗与超越的意志，正是这种清醒的意志，使她在展示女性的悲楚之余，还饱含着对女性的深切关爱、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刻反思。

(二)不同的文学内核：人性的鄙陋和灵魂的纯美

1．萧红与《呼兰河传》

萧红对于文学的理解有其独立的意识，作为左翼作家的一员，萧红的写作却不同于左翼文学的“主流”，“她的创作在现象与成就上均与一般左翼文学呈现出程度上的契合与疏离,她偏向私人化、体验性的笔触与视角展现出迥异于左翼文学的独特风貌》” [3](p1)，比起战争与，萧红更加关注的是战争里的人性。茅盾为《呼兰河传》作序时曾经这样说：“如果让我们在《呼兰河传》找作者思想的弱点，那么，问题恐怕不在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缺乏积极性，而在于作者写这些人物梦魇似的生活时给人以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 [4](p11)之所以得到文学大家如此评价，是因为萧红要表达的本就不是剥削与压迫，而只是一种生活的状态，一种小城人的精神状态，甚至是时代左右下一种人性最原始的鄙陋。《呼兰河传》没有抗战的命题，也没有剥削的描写，而是纯回忆性的用孩童的视角描写乡土的原始和人性的真实：萧红写她年迈的祖父和寂静的后院，写村落里荒诞可笑的封建习俗，写冯歪嘴子孤独的抗争，写小团圆悲惨的结局……她写出一座孤寂而残忍的小城，写出小城中真实又悲哀的百态人生。小说里的人物虽本质善良，却心甘情愿成为传统思想禁锢的奴隶，在他们看来，生活的意义不过就是低贱地生存着。萧红毫不留情地指控这些被封建传统扭曲了的刽子手，他们不光残忍地屠杀别人，甚至麻木地割下自己的头颅。她不遗余力地展现小城与人的故事，将愚蠢却真实的人性暴露在战争与的背景之下，同时又带着怜悯慨叹着底层人民悲剧的命运。 (责任编辑：q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