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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謇世界教育眼光的形成

    1853年7月1日，张謇生于海门常乐镇一个兼营商业、手工业作坊的富裕农民家庭。他自小接受封建正统教育，既未留学海外，也未上过新式学堂，却将目光投向了新式教育，办学中具备着世界眼光。了解世界发展形势，立足于国情，理性地向西方国家学习，这种眼光并非一蹴而就，朝夕之间形成，而是伴随其人生阅历的丰富而逐步深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青年时期的学习、游幕是他世界教育眼光形成的积累时期，真正的形成和升华则是在甲午战争和癸卯东游后。

    张謇4岁入私塾，接受教育。16岁参与科考，但因冒籍屡遭敲诈，陷入风波。为贴补家用，他先担任了江宁发审局，后又在淮系将领吴长庆军中当幕僚，扩大了交际圈和眼界，形成世界眼光，其中壬午之役让他得到极大地锻炼。期间他从未放弃科考，多次奋战考场，直至42岁大魁天下。高中状元之际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的败北让他猛然惊醒，体会到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性，产生了办实业、办教育的思想，将世界眼光与教育相结合。甲午战争是他人生一个重要转折点，他毅然辞官回乡办厂，用实业赚来的第一桶金酝酿发展新式教育。50岁时，为期70天的扶桑考察更是坚定了他发展教育的信念，也给他办教育带来借鉴经验，其世界教育眼光得到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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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一个人增长知识，了解社会最快的途径。张謇天资聪颖，3岁读《千字文》，5岁入邻塾，10岁已读完《神童诗》、《酒诗》、《鉴略》、《千家诗》、《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籍，13岁时读《礼记》、《春秋》、《左传》，能够“作八韵诗，制艺成篇”[ ]3。传统儒学讲求“中庸”，中庸之道是指将矛盾、对立或散乱的事物整合为统一、平衡、稳定的存在，把握住拿捏尺度，做到“和而不流”，“中立不倚”。有“中庸”这层思想的指引，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张謇引进西学，在中西学中寻找平衡，改良新式教育的行为了。

书本知识只是过去经验的历史性总结，不能反映现实发展情况。掌握世界发展形势，就必须要注重现实，发展实践。张謇身上重务实、重实践的性格特征与父亲对他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张氏祖上原籍江苏常熟，元末为避兵乱迁居江北，世代务农，直至其父彭年不仅务农，还兼贩运瓷器。19世纪50年代由于太平军逼近江南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大批江浙、皖南的地主商人为寻求安定，把目光投向了临近上海的通海地区，彭年在这期间借钱经由上海到宁波做生意，因此他具备商人重实用和务实的特征，对张謇的教育也不同于一般家庭。

除重视课业外，彭年更注重实践和实用能力的培养，要求张謇兄弟做人做事从实际考虑。他不仅命张謇兄弟为先生洒扫侍应，还要他们随雇工在棉田除草，帮忙作杂工。彭年经常告诫子孙要亲身实践，“子弟非躬亲田间耕刈之事，不能知稼穑之艰难。”[ ]284-288张謇晚年回忆这段时光也描述道，“杂作小工，而于砌墙每层将合时，尤令注意与需砖之度，相其修短厚薄，检以畀工。”[2]284-288。彭年对他的潜移默化，培养了他务实的作风，增加磨炼，避免娇惯，形成吃苦耐劳的精神，所以他虽是文人，却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旧式文人大有不同。他保留着农民的性格，讲求实际，不尚空谈，只相信那些自己亲眼看到并能够运用到实际的东西，注重实践和实用，这也是彭年对张謇教育的成功之处。在日后的教育办学中，张謇格外强调学习的务实和实践，要求人们认识到当今时代竞争不单是“农工商之竞争，学问之竞争”，也是“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不仅要求自己躬身实践，也要求自己的学生参与实践。他在所创办的各级各类学校中，增加学生的技能训练，且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习条件和实习场所。也正是因为强调务实和实践，才能让他思考问题时都能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从时势出发。他在创办教育事业时，虽然借鉴西方教育，却是在“善取法于各国参究之后”，学习西方有益于中国教育或适用于中国教育的可操作成分，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 (责任编辑：q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