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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位于长江入海口北岸，与上海吴淞口不及100公里，但起步较晚，发展缓慢，交通闭塞，与长江南岸城市相比，南通稍显偏僻落后。总体而言，在这样一个环境里，16岁时的张謇还只是个纯朴、务实且不谙世故人情的读书青年。出身寒门，秉持着“学而优则仕”的旧式思想格局，接触的人事都极其有限，思想境界未能有更多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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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七年(1868)，张謇欲入科举考场。因张家三代内无人取得功名的人家，即为“冷籍”，为顺利应试，经人介绍冒充如皋张氏族孙参加县、州应试，终得如愿以偿获得秀才身份。冒籍应试，时为非法之举，将面临囹圄之灾，如皋张氏一族乘机多次敲诈，并串通学官状告张謇，原本小康安逸的张家，经济与精神遭受双重的打击，幸得贵人出面调停，直至同治十二年（1873）才“改籍归宗”。

冒籍风波虽让张謇吃尽了苦头，饱尝辛酸，但也有多有裨益。第一，家庭的剧变使他变得坚强，也使他成熟，他自称此后“无时不在忧患之中”。张家负债累累，他不得不走上社会，赚钱还债。他常常勉励自己：“进德之积兮，则不在与世界腐败之人争闲气，而力求与古今上下圣贤豪杰争志气。”[2]465在后来办教育时张謇吃苦耐劳、愈挫愈勇的性格品质的底色与这段经历不无关系。第二，冒籍风波成是张謇跻身士人群体的跳板。张謇出身寒门，走出自己固有的群体融入士人群体，必然面临上层群体的排斥，冒籍风波给了他一个被上层识拔和接纳的良好契机。江苏学政彭九余、通州知州孙云锦等地方官员就对他颇为赏识。通州范世当、如皋顾锡爵、海门秦烟锄等同乡与他私交甚密，奔走出策。后期张謇在南通倾心倾力创办教育事业并取得非凡成效，离不开良师益友的悉心指点，官员同案的辅助帮衬。

    冒籍风波后，他先后跟从了江宁知府孙云锦（原通州知州）、庆军统领吴长庆，开始了长达10年的幕僚生涯。1874年至1884年，他工作奔走于江宁、上海、天津，还曾在山东、汉城随军历练。张謇这个孤陋寡闻的乡村知识分子，走出了通海，开始了解自己国家、了解所处世界，面向更广阔的天地。

同治十三年（1874年），原通州知州孙云锦已调任江宁（今江苏南京），他邀张謇担任发审局一职。作为当时东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江宁足以让初出茅庐的张謇拓宽眼界，及时获取重要的信息。两年里，张謇先后投考了钟山书院、惜阴书院，余暇常向知名学者们请教，如钟山书院山长李联琇、惜阴书院山长薛时雨、凤池书院山长张裕钊等，尤以张裕钊对其影响最为深远。桐城派大师张裕钊从事教育事业三十多年，对教育多有见解。他重视兴学育才，认为“天下之治在人才，而才必出于学”，真正的人才是“洞晓古今治乱得失之故，益讲求时务，无所不究切”的人。此外,他还把人才提高到兴国的高度，提出“以一人达之一邑，由一邑达之天下。”[ ]他强调“致用”之学，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持赞扬态度，引导学生接触西学，吸收实学。《濂亭文集·送黎纯斋使英吉利序》中张裕钊提到，西方人不仅擅长创造，造出了航船、兵器、机械、火器等等，还对自然科学有深切的研究，这些都是西学的精华，也是中国该学习的，“夫觇国之道，柔远之方 ，必得其要 ，必得其精 ，而吾之所以应之者乃知所施”[ ]。因此，接受张裕钊的人才观和“注重现实，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的长期熏陶，张謇实现了从学以致仕到学以致用的转变。在后期办教育时张謇身体力行地发扬恩师的思想，他“父教育母实业”的主张就承袭了张裕钊“讲求时务”的思想。文献综述 (责任编辑：q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