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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社会恶意灌加怜悯的疼痛文献综述

人应该是对苍生万物抱有感恩之心的，不是因为活的比以前优裕，是因为这样人会比较淡定从容，在面对各种挫折和考验时，不会那么躁郁。但这一切的前提都在于自己自愿，出于被动的往往没有这个效果，反而适得其反。

毕飞宇日常化地描写了盲人们离开自己的圈子之后暴露在公众目光之下的遭遇，这时候，盲人还是原来的盲人，但是看到盲人的正常人们心态就开始改变了。正常人俯视着盲人，而盲人却无从得知。在毕飞宇的笔下，盲人对过分施加的怜悯产生了抗议。书中都红在慈善演出时，她漏洞百出，越弹越慌，一曲结束，自己懊悔羞愧，原以为必定是一片唏嘘，最后迎来的却是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使她百感交集，主持人甚至还用尽各种艺术化的语言来夸赞刚才那段音乐，台下的观众也连连叫好，他们只知道一个叫都红的盲女在弹钢琴。此时，都红的心理活动除了没有演奏好的懊恼和对观众反应的匪夷所思之外没有其他，并且仍然将社会的主流教育思想攥在手中。但是主持人一句“可怜的都红”瞬间燃起了都红的不悦，她就像是一件物品，大家利用她来宣扬社会主义价值，来赞颂整个社会的道德感。这种被社会强加的道德疼痛是无以复加的，以致后来一气之下说出“学二胡好卖唱”的话。

毕飞宇也说：“怜悯一定是一个好东西，同情一定是一个好东西，它不是一种糟糕的人类情感，怜悯和同情一定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情感之一，问题是你如何去表现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他不能把它成为一种赏赐，成为老爷对下人的一种有赏，那个就太糟糕了，那也不是真正的怜悯，那也不是真正的同情。所以我必须把这个界限，把这个事情一定要说得非常清楚，怜悯和同情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在表达它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一个干净的、恰当的渠道。”[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