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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主要是诗歌，他的诗歌真实的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深刻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如《观刈麦》深切表达了人民的疾苦与呼声。白居易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观点和他具有代表性的诗歌创作理论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晚年整理自己的诗歌，并把他一生的诗歌作品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

白居易的一生思想相当繁杂，可以说是儒、释、道三家杂融，但他的思想并不矛盾，因为“居易对佛家、道家的论述，往往是以儒家的论述，去衡量，去载汰，而不是无所辨析地去囫囵接受，所以可以这样说：白居易的思想，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是从属的地位，故而它们之间没有甚么不能调和的矛盾。 [3] “与南北朝崇佛人士相比，白居易及其所代表的中唐人接受佛教的思想特点是，从单纯的理论兴趣更彻底地转向了人生问题，更全面的根据佛教思想来检讨和引导自己的人生意识，同时更熟练地将佛教思想与他的其他思想协调起来。使之更自然地融入士人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追求中论文网。因此，他的佛教思想具有调和性和实践性的特征。”[4] 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在下文加以论述。

    一、长庆四年到宝历元年期间，白居易的人生经历

长庆四年即公元824年到宝历元年即公元825年期间，也就是白居易五十三岁到五十四岁这一段时期，在白居易七十五岁的生命中所占的比例也许不大，但这一时期，白居易任职洛阳的经历却对他以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地影响。

    长庆四年即公元八二四年，白居易，因为被授予了正四品，太子左庶子官职，分司东都洛阳，于该年秋天到达洛阳。洛阳是白居易在年轻时就很向往的城市。贞元十九年，三十二岁的白居易在长安任校书郎时，曾在《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中写到：“帝都名利场，鸡鸣无安居。” [5] 为名为利奔波地人遍布长安城，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刺破夜空，公鸡开始鸣叫时起，人们就开始忙碌了，得不到内心的安闲自在。而著名的古城东都洛阳，历史悠久，从商朝开始，有很多帝王将相、皇亲贵戚把住所选在洛阳，修建巍峨的宫殿、高耸的楼阁、清新的园林、神秘的寺院如，上清宫、吕祖阁、少林寺、上阳宫、白马寺、周公庙、香山寺、龙门、关林等等，这些枚不胜举的建筑都是文人墨客创作的素材，正如美国学者谢弗所说：“（唐代）洛阳与它西部的长安城相比，无论规模还是历史都不相上下，但洛阳还有某种更为温馨，更加高雅的精神生活氛围。”[6] 如此看来，白居易对洛阳一往情深也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