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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国内文艺理论学界对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关注度还有欠缺，鉴于此，笔者将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新批评语境下的“文本细读法”与国内语境下的“文本细读法”的理解和运用进行比较，来分析“文本细读法”在国内的发展趋势。

一、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互动

本文主要讨论“文本细读法”的意涵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因此有必要说明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紧密联系，由此表明在我国学术语境下研究“文本细读法”的发展趋势是有着深刻的学术渊源和理论依据的。

20世纪20年代，当新批评派刚刚在英国崭露头角时，中国学界就以极大的热情引入了新批评派的理论和作品。一些杰出的五四学人通过任教向后学介绍艾略特和瑞恰兹的理论，以期刊为阵地向学界宣扬文学的本体性，甚至他们中有人还在留学期间亲自拜访过艾略特。往往是新批评派在国外有什么新的动向，过不了多久，国内学界就会出现相关的译文和批评文章。这或许也是新批评派的某些理论家对中国颇有感情的原因吧。新批评的主要理论家瑞恰兹和燕卜荪都曾到中国任教讲学。瑞恰兹曾于1929年至1930年来华任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此后长期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1980年也就是他逝世的前一年，还曾再度访华。这使得他的语义分析理论在中国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新批评的另一位主将燕卜荪则于1937年来华任教，成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后又任教西南联大，传授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其中不乏像王佐良这样的精英。可见，新批评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自然离不开新批评派成员的大力宣传，更为重要的是五四学人除旧布新的决心和兼容并蓄的魄力。

不可否认的是，新批评的传播，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各方面都产生过良好的作用。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某些中国学者，如朱自清、钱锺书、郭绍虞、陈寅恪等人，都曾引进新批评的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阐释开辟了新的视角。在中国诗学研究方面，当首推钱锺书。钱锺书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都有新批评深深的烙印，他的许多文学见解都是在新批评的基础上延伸而来的。

笔者之所以详细回顾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交流，不仅仅是为下文的论述奠定一定的学术背景，同时也是想把这段交流史作为一个样板，一段难以复制的历史。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互动是良性的互动，他们之间不存在单纯的输出者和接受者，而是呈现出一种互取所需的自然的交流状态。当赵毅衡先生在提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时，就曾以王国维和钱锺书为例，说明了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可能性，同时也暗含了若要真正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就需要向前辈那样真正对西方文论做到熟稔，从而才能成功化用西学以建构本国文学。在当下的学术界，似乎并没有真正做好第一步，就想要急于实现第二步，也就不难理解效果为何微乎其微了。

本文对“文本细读法”发展趋势的讨论其实就是新批评逐步适应中国学术语境的表现，虽不能称得上是完全的“中国化”，但或许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新批评乃至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进程提供一些启示，这或许就是本文最大理论价值的体现了。

二、新批评语境下的“文本细读法”

“文本细读法”最早出现在瑞恰兹的《实用批评》这部著作中，新批评成员共同的批评实践，奠定并填充了这一术语的意涵。尽管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它的意涵在某些方面和层面发生了变化和移动，但不可否认的是，每一次流变都没有远离新批评所赋予的意涵。因此，为了清晰地梳理“文本细读法”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趋势，就有必要追溯“文本细读法”的源头，还原其最初的状态，让“文本细读法”回归到新批评的语境下。 (责任编辑：q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