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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庐隐精神弑父情结、并深入探索的是三十年代的白薇。戏剧作品《打出幽灵塔》以第一次革命战争为背景，演绎了一个腐朽大家庭的兴衰动荡。剧中设置了多重冲突线索，这些冲突中唯一不变的一方就是父家长胡荣生。在家庭中，他对妻子、儿子、女儿施以话语、行动上的压制；在外，则对农协委员、妇联机构进行压制。在多种冲突汇合制下，胡荣生成了最合格的被弑形象。 “幽灵塔”是父权专制的象征，胡荣生便是塔的主人。而为了反抗“幽灵”、并将之赶出“幽灵塔”， 养女月林从任由父亲摆布的柔弱女性，迅速成长为敢于反抗的“弑父”力量。在妻子、儿子、女儿的联合斗争中，胡荣生被宣判了“死刑”。白薇通过笔下众多胡荣生系列的父亲“小丑”形象，在家庭斗争层面上，做出了对五四精神弑父的进一步思考探索，反抗性远远大于庐隐。

可见，“弑父”是五四时代共名主题下的产物，女性在精神上获得一定自由空间后，从父权社会的附属品慢慢蜕变为单个主体，也从无声玩偶变为拥有一定发言权的有声力量。女性作家的创作很大程度是应时之作，缺乏亲身感悟，真实性还有待提高。但其作为对女性主体价值认知的第一次飞跃，意义不容小觑。同时期的同主题作品还有冰心的《斯人独憔悴》、凌淑华的《一件喜事》等，都有正面描写父权家庭冲突的细节，但是就其反抗力度及精神弑父的力度远远不及庐隐和白薇的作品。

二、 去势：个体内心反抗现实的遮蔽

二三十年代的女性作家多从“五四”期间的“反旧有父权伦理、争取个性自由”的中心出发，渴望成为“革命的战士”，致使作家创作的文本形象及意义成为呼应时代主题和主流话语的“传声筒”。随着五四争取“自由”的主题热慢慢降温，进入四十年代，“弑杀“不再是弱化父权的唯一方式。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孤岛时期的女性作家张爱玲。“张爱玲笔下的父亲形象不再以权势象征出现，父亲成为‘去势’的父亲。”【4】作家心理上的对“父亲”的依赖基本上已经解除，“弑父情结”有了来自个人体验的全新呈现。源'自-优尔;文,论`文'网]www.youerw.com

“文学创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某些在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欲望。” 【1】(87)精神分析批评将之定义为无意识的本能冲动。张爱玲出身没落的旧式官宦家庭，父亲是个纨绔遗少，吃喝嫖赌，专制残忍，对女儿同样冷酷无情。曾经就因为张爱玲反抗后母一事，对张爱玲大打出手，并且关了张爱玲几个月的禁闭，父女关系至此彻底瓦解。因此，在张爱玲的众多作品中，“父亲”形象具有鲜明的特点。为了实现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愿望，她刻意地遮蔽来自家庭、父亲的阴影。成功地创造了一系列被剥夺了家长权利的、“去势”的父亲。

作者选择“去势”的形式，对父亲形象进行遮蔽，继而达到对其权力的遮蔽。《金锁记》呈现了一个封建腐化的旧式大家庭。儿子媳妇每天按时按点向老太太请安，老太太作为一家之长，仅凭一句话就可以改变每个家庭成员的命运。而姜老太爷在文本中从始至终没有出现过。姜二爷先天残疾，“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哪！”【5】(93)他是曹七巧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张爱玲将他定位在不能自理的身体缺陷上，自然而然地削弱了他对于家庭的主动权，“父亲”成为需要被照顾的“弱者”，在文本中出现时，总是以阴暗无光为背景，继而始终没有给过他正面的描写和发言的权利。在张爱玲的另一部作品《花凋》中，“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缸里泡着的孩尸。” 【6】(249)郑先生本可作为一家之主赢得成员尊重，实却为哄钱的高手、连演四十年的一出闹剧。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张笔下郑先生的不学无术、堕落腐败正是其父亲腐化生活的投影，只不过郑先生是被“去势”的父亲。作家倾注在郑先生身上的情感，显然有异于“五四”初期“革命战士”干瘪的呼声，这也是张爱玲对“去势”父亲书写的一大特色。“去势”后的父亲，其被剥夺的权力并未随之消亡，而是置换到家庭中的其他角色手中。在《创世纪》中，张爱玲且通过匡霆谷与皮货商、外孙女的故事来讽刺他在家庭中无所事事的可笑地位。家中经济大权握在紫薇手中，匡仰彝厌恶父亲用母亲的钱，而自己在生活拮据时，竟萌生了可以让两个女儿去做舞女的龌龊念头。趁着父母吵架，还会偷偷向紫薇要钱花。在此，张爱玲笔下塑造的两代父亲形象，由“顶梁柱”变成了“寄生虫”，为父、为家长的权力均被剥夺。一定意义上，“去势”后的父亲必须依靠女人来存活。 (责任编辑：q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