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中央下达的《中央关于秘密工作的几个决定》、《中央直属机关暂行工作规则》等文件完善了行政制度、办公会客制度、工作制度、会议制度等保密制度。这些制度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秘密的泄露和敌特分子的渗透。除此之外，为了防止敌特等进行奸细活动，1939年10月10日下发的《中央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要求，全党全军必须最高限度地进行提高警惕性的教育以及培养专门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来搜集奸细材料，以保证队伍的纯洁性。

这一时期，苏区与白区乃至敌占区之间通信频繁，为确保通信安全，我党下达的保密文件大多数仍然集中在对通信安全的保密要求上。1939年，印发的《中央直属机关暂行工作规则》规定：来往的文件要严格登记，严格的办理交接手续，办理完成后，对文件进行收藏，不得随便放置，以免丢失。同时，对于通过邮局的信件不得写上机关和地址等。同时，随着无线电通信技术走上正轨，这一时期对于无线电通讯的相关保密工作也更加注重起来。1942年，下达的《中央关于成立中央机要局的通知》，就对加强无线电技术研究进行强调，指出要专门抽取一些干部从事无线电通讯业务和技术研究。

相对于建党初期和国内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保密工作完善很多，下达的保密文件除强调传统通信保密技术外，也提到了对先进无线电通信的保密技术，这一方面说明我党保密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保密技术的进步。同时，由于这一时期合作的特殊性，下达的保密文件不仅注重针对日军、汉奸的保密工作，同时也注重了针对特务和友党友军的保密工作，使得保密工作兼顾到各个方面

一、党的一大、二大的秘密召开

1921年6月，上海党的早期组织与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经秘密联系协商，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党。6月初，国际代表马林和国际远东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代表国际对中国党建党工作进行指导。之后，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向国内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和旅日党组织秘密发出召开一大会议的通知，各地选派的13名一大代表先后抵达上海，出席党的一大会议。

7月23日，中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住宅秘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上海党的早期组织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湖南的、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广东的陈公博；旅日党组织代表周佛海和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8名党员出席会议。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一大会址一大会址

党的一大会议持续了近10天左右，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为了安全保密，会议三易其址。最初，会址选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女子学校。会议筹备者最初考虑，开会时间正值学校暑假期间，选址在蒲柏路女子学校，便于安排会议代表的食宿。待到会议代表报到后才发现，由于学校放假，一群人聚会在一起且有外国人参加，进进出出，没有群众作掩护，很容易引起租界巡捕和密探的注意，会议安全保密可能发生问题。于是，大会决定另寻开会地点。随后，采用家庭聚会的保密措施，将会议地点转移至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住宅。

7月23日晚，大会开幕，会场陈设简朴，但气氛庄严。24日，与会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活动和工作情况; 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党的工作计划等；27日、28日和29日，大会连续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纲和决议及其他会议文件决定事项进行讨论。30日，因会议安全保密方面出现意外情况，大会紧急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召开。在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及其他决议后，党的一大胜利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