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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8万人开始长征，向西转移。
在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实行退却中的保守主义，事先不做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携带大量辎重，行动迟缓，被动挨打，在头三个月内减员过半，在这种情况下，博古，李德等仍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兵团会合，红军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个紧要关头，建议放弃会师湘西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得到了大部分领导人的赞同。
在中国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一些外国的新闻记者、专家、学者等来到中国，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特定时期的中国和建设实践，撰写出一批有影响的关于中国党历史的著作。学习时报开辟专栏“从外国人著作看党史”，陆续刊发相关文章。
苏联顾问A·B·勃拉戈达托夫在中国大期间曾在中国待了两年多，自1925年4月从莫斯科来到中国，至1927年7月离开。他在中国的两年多，恰是中国大轰轰烈烈起来又迅速跌入谷底的两年多。他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所写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详细记录了他在冯玉祥部国民军和在国民政府中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对中国和中国的思考，为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和中国党历史提供了重要视角。
勃拉戈达托夫虽然没有在当时力量还不够强大的中国党身上过多着墨，但通过他的记录，我们仍能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中国，正如总所说的“依然是山河破碎、积贫积弱，列强依然在中国横行霸道、攫取利益，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难和屈辱之中”。有了这样直观而深刻的认识，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国的任务是多么艰巨，而在的队伍里，中国党与同盟者相处又是如何艰难，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总指出的“红色政权来之不易”。
中国党面临的直接任务——打倒军阀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封建军阀是中国最直接的对象。对此，勃拉戈达托夫看得十分清楚，他一针见血地说：中国的军阀们，“把私人利益看得比社会利益还重要”。为了能将私人的利益最大化，军阀们什么原则都可以不要。勃拉戈达托夫激愤地说：“将军们主要出于个人利益和暂时的考虑，不断从一个军事政治集团转到另一个集团。广大的士兵都是顺从地跟着供给自己吃穿的这个将军跑，而在这个将军失败以后，又投向另一个将军，有时投向将军的敌人。”决定投到哪一方和啥时投奔主要取决于何者好处大。”勃拉戈达托夫无奈地总结：“对于军阀将军来说，战争就是生意。”
中国党认识到：军阀从不考虑社会利益，遑论国家利益，在他们治下，只有无休止的征兵和捐税。征兵无疑是为了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以抢占更多的地盘，征税则是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军队和军阀个人不断膨胀的欲望。封建军阀所发动的一次又一次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使广大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党以其理论的清醒和彻底，把“打倒军阀”作为的首要目标提了出来，并矢志不渝为之奋斗。这是以往任何政治力量不曾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