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压力、档案史料的限制利用以及重要当事人不愿接受采访或口述内容难以完全采信等困难，使得长期以来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常常疏于事实考证与叙述，惯于片面总结的高谈阔论，对一些重大事件的解释难以自圆其说。 对当代中国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整风反右运动的著述长期以来付之阙如即是一例。尽管1959年查尔默斯·约翰逊著的《中国党对知识阶级的政策》、1960年美国学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的《百花齐放运动与中国的知识分子》等著述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整风反右运动，但均非专题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当事人的回忆录、日记、官方文件等资料的陆续披露，整风反右运动逐渐得到重新关注。目前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从政治史的角度考察整风反右运动中的人事更迭与派系斗争。这一路径的研究持两种观点。一是吴祖光、李慎之、胡平等研究者所持的“阴谋论”，即借助整风，打着大鸣大放的口号，借以使社会上的右派分子逐渐暴露从而达成清扫的目的。 在李慎之看来，整风运动的目的就是反右，反右运动的开展无法脱离整风运动而存在。 二是胡新民、孙其明等研究者所持的整风与反右并无内在实质联系的观点。胡新民认为整风的目的不在反右，整风旨在克服同志之间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只是在大鸣大放之下出现了出乎预料的极端错误言行，引起党中央和的高度警惕，使由党内整风转向开展全社会的反右派斗争。 朱地认为整风运动是在全国执政条件之下，“以为代表的中国党人为扩展这条民主之路而进行的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尝试活动。” 孙其明认为反右运动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整风鸣放过程中的极端化错误批评已经大大超出了和中央所能接受的限度，不得不反右进行调整。 从整风到反右，根本性的转折在1957年5月中旬，但它既同整风前的情况有联系，更与整风后的事态发展有关。 来自优Y尔L论W文Q网wWw.YouERw.com 加QQ7520~18766 上述两种观点尽管相互对立，但二者均是在各类档案材料及民间文献尚未大量公布的情况下，依据有限的中央文件及各类资料汇编，从中央高层的政治博弈与派系斗争的角度廓清整风反右运动的基本脉络，为后续研究做铺垫。

（二）中国知识分子研究角度多样化

整风反右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以及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影响深远，特别是右派离开原有生活环境外，他们的命运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史料的不断披露与各类当事人回忆录的公开出版，陆续出现了很多关于整风反右运动的回忆录与个人传记。如牛汉、邓九平主编的《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知青日记书信选编委员会编写的《知青日记选编》、从维熙的《走向混沌（三部曲）》、李立三的《回忆与研究》、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等。这些资料在描述整风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的同时，将当年被愚弄和折磨的“右派分子”的遭遇和心态一一呈现。 基于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者开始通过运用这些资料，从知识分子个人命运的角度考察右派知识分子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的经历，开辟了整风反右运动研究的第二个角度。汪国训的《反右派斗争的回顾与反思》主要的右派记录对象为党派组织中的领导层和重要知识分子，如章乃器、罗隆基、梁漱溟、胡风等。裴毅然的《自解佩剑：反右前知识分子的陷落》中也谈到了“红色恐怖”，由于群众运动蓬勃发展，许多知识分子选择了逆来顺受。更多的知识分子最初的狂热有所冷却，叹息中开始夹起尾巴，谨守明哲保身之道。 商昌宝的《茅盾在“反右”运动中》，马勇的《梁漱溟在反右运动中》，陈少明的《作为“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邓加荣、田羽的《在反右风暴中的章乃器》，贾俊学的《文联旧档案:叶圣陶、俞平伯、孙伏园访问纪要》，李刚的《1957年费孝通重建社会学的遭遇》，丁胜如的《对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的深刻反思——从<走向混沌>到<血色黄昏>》等。这些研究将政治运动与个人生命历程相联结，在微观层面呈现出整风反右运动对个体与家庭产生的影响。然而，受制于文献资料的特点，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党派人士与知识分子群体，对普通民众涉及甚少。各类回忆文字的选择性记忆及当事人的主观立场等局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客观与深入。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