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开放研究的时代契机

晚清以来，随着各类档案资料的开放以及民间档案文献的发掘，研究者开始注重对基层单位整风反右运动进行考察。主要有李若建的《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谷彦梅的《1957年中小学“反右”运动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的考察》、李秋生的《河北整风反右运动中的肃反问题考察》、吴帆的《底层的理性与人民公社的兴起及维持——基于湖北省大冶县矿山公社档案的研究（1957-1964）》、浦玉生的《盐城地区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孔雷的《1957年基层整风运动研究——以浙江省物资局和江苏省苏州茶厂为例》、谢敬的《新乡市反右派运动研究》、徐迟、丁乐静的《近墨何如学近朱:从“一般整风”到交心运动——以镇江民盟为个案的讨论》、曹树基，李楠的《划分“右”派:以桐柏县档案为基础的研究》、孔雷的《1957年基层整风运动研究——以浙江省物资局和江苏省苏州茶厂为例》、谷彦梅的《1957年中小学“反右”运动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的考察》、程曦敏的《四川省江津县直属机关反右派斗争的“收”“放”变迁》等。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一方面将研究视角下移到基层单位，注意到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系统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的差异，另一方面整风运动的前后时段相勾连，进一步推进了已有研究。然而，在缺乏具有创新性和穿透力的问题意识的情况下，过多地致力于以地方文献资料为支撑的微观个案研究，易使研究支离破碎，流于描述各地政治运动的差异，缺乏宏观层面提炼整合的结论和观点。

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一种单位制社会。社会成员被组织到一个个具体的单位组织中，由单位组织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控制他们的行为。 国家依靠单位组织控制与整合社会。在关于单位制的研究中，尽管不乏观点分歧，但研究者普遍认为相较于西方的次级社会团体，中国的单位组织通过“政行合一”的体制，分割了社会公共利益诉求，将其化解为个体与局部利益沿组织内部架构纵向传达，在增加了体制内协商成本的同时，弱化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横向利益联合，使超越单位边界的政治空间难以形成。 而在已有关于单位制社会的研究中，研究者多聚焦于改革开放前后单位组织的转型与演变，对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运动如何在单位组织的内部展开和演变，缺乏足够关注，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契机。基于此，本文拟以武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为主，参以相关文献，对1950年代武汉市工商、文教卫等基层单位的整风运动加以考察。文献综述

二、武汉市整风反右运动概述

（一）1950年代中国内外形势

建国初期，中国党领导人的注意力不是放在对世界的憧憬上，而是国家面临亟待解决的政治与经济问题。 新政权谨慎地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然而时隔不久，以为首的中国党，中途放弃了先前有效地实践了的新民主主义，转而全盘接受了苏联过渡时期理论。这一理论与新民主主义的核心观念常常截然对立，与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理论的核心观念倒惊人的一致。 1953年底，决定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宣布实行总路线，公私合营的推广成为当务之急。 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达到高潮后，便提出了“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 这个根本变化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将在中国确立，接下来的工作重心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