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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乡土文学较有代表性的作家，师陀在小说中对乡土环境的描写无不浸透着浓重的个人情感，但与沈从文、废名等乡土作家不同，他们的小说中对于故乡的描写，刻画的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乡土世界，营造出的是一种爱与美的源头和归属。相反，师陀的小说恰恰在于“反田园牧歌”，正如评论所说：“在他身上已经闻不到纯粹的牧歌气了”。[1]他对于故乡的描绘并没有过多的溢美之词，反而着重在于批判和揭露，在他的小说中很少能够看到于“翠翠”、“三三”这样纯洁美好的女性形象，涌现的却是类似妖孽般的“毕四奶奶”、“女巫”型的充满阴森与恐怖的人物。作者正是借助于这些人物来揭露和批判中原小城的落后与腐朽，其实也是展现3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底层人民的麻木与不得不承受的苦难。
本文拟从三个主要方面来分析师陀小说中所蕴含的乡土情怀：描摹乡土中国的“浮世绘”、营造中原小城的“果园世界”以及作者在从事乡土文学创作中所遭到的误解和争议，试图从这三方面出发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现代文学史上这样一位乡土作家对自己故乡的态度及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