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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对比手法。对比手法的运用丰富了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胖瘦有别，凹凸有致，正如巴尔扎克所说，对比可以从两件最平凡的事物中引出惊奇的效果。开篇写惩处六姨太秀娟：
关麻子很高，很壮，很丑，秀娟娇小，瘦弱，天生丽质，绑在一起很不般配。[4](p152)
一边是拉包车的，一边是姨太太，一个丑，一个美，一对极其不般配的人，作者却执意将他们呈现在读者面前，不得不引人遐想：放着光鲜亮丽的姨太太不做，偏要去偷人；若是个小白脸就罢了，偏是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车夫。究其原因，小说在下一节给出了答案——生理得不到满足。写郝老将军和南如林时，作者分别用了“皮松肉垮”和“白细苗条”，褒义之喜和贬义之恶，在对比中体现出作者强烈的爱憎之情。
刘玉薇的形象对于本文来说，全在一个“新”字，这正与“旧”中国、“旧”思想、“旧”家庭中的“旧”形成鲜明对比。作为新时代受过新思想教育的女性，刘玉薇的到来似乎给郝公馆送了一丝凉气，也使读者眼前一亮，为文本增添了一抹亮色。如：刘玉薇不叫南如林“十娘”，亲切地称呼为“妹妹”；给她推荐了几本好书；鼓励她逃离郝公馆，奔到汉口去；动手打了郝柯氏两巴掌，还将郝柯氏推倒在地；毅然放弃不与自己同道前进的丈夫，决绝的登报离婚。即使这样的“光辉事迹”也掩盖不了整个公馆的压抑污浊。与她形成最鲜明对比的是大太太郝柯氏：一个是封建家庭“功过簿”的执笔人，一个是受过新教育，拥有独立新思想的女大学生，他们的针锋相对，在郝公馆掀起轩然大波，这是新对旧的冲击，先进与落后的差距，凸显了人物之间不同的思维方式。就在这张“新面孔”让姨太太们敬慕其大胆、叛逆、勇敢的时候，新思想的传播中断了。封建势力的强大，不是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改变了的，更何况是希望所有的民众都跟着摒旧纳新呢？对比手法呈现的不只是这两个人的斗争，本意应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上。
将人物置于矛盾之中。矛盾写法常在戏剧中出现，一幕结束，人物各个方面的特性都会在矛盾冲突中显现。周梅森采取矛盾的写法，正是以小见大，将这一个人放大至一群人，在冲突中，让读者深刻意识到处于新旧思想交替下的人们是如何抉择的。人都有两面性，一面是理想的自我，一面是现实的自我，大少爷就是这种矛盾的结合体。他一方面不愿生活在郝公馆这个“活棺材”里，离家出走，参加打老总的队伍，与自己的父亲作对；一方面又离不开这口“活棺材”，在外混不下去回家后，欣然接受郝老将军委派的职务，现实和理想斗争，他在不断地纠结着，一边向着新思想前进，一边回头惦念过去，和巴金《家》中的大少爷觉新十分相似。
运用特写镜头，简笔勾勒，[5](p285) 细节描写突出。在小说写作中，作者之所以选择某些场面作为特写镜头，是为了更细致的展现镜头中活动主体的某些特性，与主题相呼应。在写郝老将军惩罚秀娟时：秀娟被勒的可怜，细嫩的脖子上血痕道道，原本束着抹胸布的胸房裸露着半截，红绸抹胸布挂落出来，像似胸腔里的肝肠都被掏出来了。[4](p152)这段话读起来似乎毫无美感可言，甚至让人觉得反感，认为这是下里巴人的写法。这段细节描写正是这场悲剧的开头，为全文奠定了深沉、压抑的基调。选取这一镜头进行特写，将当时的惨状深化了几倍之多，又像是倒叙一个故事，只看这一幅画面，即可由结局猜到过程、起因，步步推前，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又如写南如林害怕自己因打牌被惩罚,小便失禁的场景：“花裤头”表明主人公正值花季年龄，有着少女应该做梦的年纪，憧憬爱和自由，由花及人，花的绽放就是人的绽放，花的凋落就是人的凋落。虽已是成人，却“尿湿了”，表明南如林对封建大家庭的恐惧，紧张程度不言而喻。一夫数妻，僧多粥少，加上男子长期在外征战，使这一群女人的生理欲望得不到满足，心理欲望受到压抑禁锢，于是不得不寻找其他途径。作者以最通俗的桥段——偷情，来完成对女性欲望的生动外显。如写七姨太桂芬和十姨太南如林偷情的一幕：光光的身子和她一模一样，也是那么白净可人，两只乳比她还大，像两个耸起的馍头，白白的，却又软软的，却非要裹着布，不穿郝老爷子从国外带回来的丝质乳罩。对于女性来说展现自己的美是一生都乐此不疲的事，桂芬反常的举动则从侧面说明了作者对红粉堆里的这些事是持理解态度的，虽然女女之爱在伦理上是不合常理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是存在的，这是历史畸形化的结果。而作者极其赞美她肌体的洁白无瑕则是从反面讽刺一夫多妻对女性的残害，让她既不像男，又不像女似的活着，这是心灵的扭曲，无法忍受痛苦和寂寞的瞬间爆发，是桂芬最后的控诉。源-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