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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内幕交易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着重于经济学价值观出发，最后停留在法学层面上，对是否应该禁止内幕交易问题争论不休。80年代开始，规制内幕交易论点占据上风，研究内容回归到经济层面。研究内容主要关注在内幕交易可否获得超常收益、内幕交易者的交易策略、内幕交易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和内幕交易的监管四个方面。4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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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nerty(1976)，John和Lang（1991)，Jaffe(1974)等或针对公司兼并事件，或针对红利发放事件，或针对破产清盘事件，或针对增发新股事件进行研究，得出内部人在这些事件中能够借助独占信息取得超常收益的一般结论。Bernardo(2001)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剖析了在契约约束条件下内幕交易的成本，认为应当通过禁止公司管理人员的内幕交易以求达到社会福利最优。Huddart和Petronib（2003)分析了内幕交易者在信息公布期间的交易行为，发现内幕交易者采取提前完成内幕交易的策略，临近消息公布时交易明显减少，这增加了监管的难度。Jenter(2005)研究发现，公司高管利用反转的观点看待当前的市场价值，且高管对市场估值系统性地偏离公司基本价值的觉察程度及市场的错误定价在高管交易本公司股份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管理者交易决策总是试图主动选择市场时机。
内幕交易对证券市场的影响研究，主要关注市场效率、市场流动性、股票价格及其波动性三个方面。Wisniewski(2004)研究了波兰股票市场，讲明内幕交易对股价有效性仅有很小的贡献作用，和内幕交易者进行交易更为微妙以逃避监管。Anand等(2007)对加拿大的公司进行了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本身对于内幕交易监管的有效性有显著影响的因素。那些公司规模越大，控股股东越强势的公司越容易产生内幕交易，对于这些公司而言，内幕交易监管的有效性也就会相应地下降。
国内对内幕交易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契合于国外规制内幕交易论点的崛起和中国股票市场现实存在的诟病论文网，国内学者对内幕交易问题研究的态度几乎一致：应对内幕交易进行禁止。
赵静梅等（2003）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和回答了谁是内幕交易的受益人和谁是内幕交易的受害人两个问题，以内幕交易并没有缩短信息的传递时间，没有有效提高市场效率，也没有使所有投资者从中受益的结论推翻内幕交易经济合理性说。李心丹等（2008）借鉴Becker(1968)“犯罪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及行为金融学的相关理论，同时基于问卷调查的模拟数据，认为正向激励、负向阻碍及状态感知三类因素同时影响内幕交易行为的主要趋势。针对内幕交易的现状问题，胡淑丽（2010）、祁晓颖（2013）、黄姝（2013）等都从内幕交易主体，表现形式等方面分析了内幕交易的特征，认为内幕交易普遍呈现主体多元和形式多元化趋势，并在现状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机构自律监管等改革措施。周子凯（2014）则从上市公司内部结构出发，对内幕交易监管进行了研究。
张宗新和杨怀杰（2006）、王春峰等（2003）、何青和房睿（2013）将视野放到国际，将不同国家对内幕交易和内幕交易的监管相关规制进行了比较分析，强调我国也应该从完善规制方面加强内幕交易监管。井涛（2007）则通过比较各国家地区查处内幕交易方面的相关规制和运行状况，就立法、执法体制、执法程序三个方面总结规律，就内幕交易的查处归纳出六种模式。对内幕交易规制架构的完善，其中郑顺炎（2002）的本土化研究具有贡献作用。姜华东（2009）从内幕交易法律的实施和国际监管角度，提出内幕交易监管是相对有效的，认为投资者信心、市场与法律的测度方法，以及投资者交易策略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内幕交易监管有效性。卞革（2013）、袁玉荣和范茜（2014）也对我国证券内幕交易的法制缺陷进行了探究。郝万媛（2014）则是通过比较美国、英国与中国反内幕交易法的共性与区别，为中国构建完善的反内幕交易提供思路，特别提出民事责任制度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