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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女性退休年龄方面，女性权益的研究专家潘锦棠提出，提高女性退休年龄的可能受益者是社会保险机构和愿意继续工作的女职工，可能受害者是政府就业机构、企业和一部分不愿意继续工作的女职工。所以他建议，政府在调整男女退休年龄时，应当全面考虑国家、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男女之间的利益，赞成和反对提高退休年龄的不同女性之间的利益。
我认为，从理论上分析，如果劳动力市场结构调整合理的话，弹性退休制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但由于实行弹性退休政策的一些西欧国家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尖锐化使这一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因而，弹性退休方式与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关系仍有待进行深入探讨。
（3）反对延长退休年龄的观点
北京《新闻周刊》发表评论：延迟退休，意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将不能释放给社会。如果劳动力人口不能充分就业，同样会成为负担人口。因为可以创造价值的失业人口不但不能创造社会财富，而且需要消耗社会财富，与老年人口“争夺”社会保障资源。
汪泽英和曾湘泉运用“社会养老保险收益激励模型”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城镇企业职工退休时间的选择呈现出如下倾向：现行的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激励职工按法定年龄退休，而不是推迟退休年龄；在条件允许时职工更趋向于提前退休，并以有关的调查数据验证了这一结论。
原新、万能通过理论模型对导致老年人提前退休的经济社会因素的分析，认为要有效发挥退休年龄的作用，目前对于中国应设法提高法定劳动参与率，而非退休年龄。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讲师姜全保更表示，推迟退休并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晚退休也会造成社保基金的负担加重，当前中国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结合的现收现付制的社保体制难相适应，这是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迅速老化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我们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代价。推迟退休年龄只会暂时延迟领取养老金的人数，能取得一点时间以积累更多的养老金，但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退休年龄不可能推迟很多。
2. 国外研究情况概述
由于西方经济学及社保体系发展较早，在这一方面也早有深入的研究探索，但国外学界对此的意见同样未达成一致。
有别于我国学界在退休制度上的观点上的集中性，西方的学者并非仅从正反两方面对其定论，区别于中立态度，还有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与人口增长总会自我调节代谢。Vatter和Walker通过预测1992年到2030年总人口数（含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社会保障受益人数（含65岁及以上的受益人数）、个人消费支出数量、给受益人支付的款项数量、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等指标的变化趋势，认为，不用担心婴儿激增一代退休后的经济供养问题。供养能力的本质是生产，有充分的理由可以预计在退休高峰期，生产足以文持人均消费的增长，财政安排可以从容保证实际产品流量。
当然，赞成延长退休年龄的也不在少数。且多数学者对在研究中，都使用了经济学模型来进行微观的定量分析。
Fields和Mitchell使用退休年龄的Logit模型发现，最佳退休年龄的决定于退休时的收入结构和退休金多少有关。降低退休福利和增加晚退休金的政策会使平均退休年龄延长，而提高退休年龄、调整生活费用、降低提前退休和退休福利以增加晚退休金的措施可促使个人延长退休年龄。Gustman和Steinmeier设定了一个关于退休和财富结构的生命周期模型，利用这一模型测算了当选定退休年龄为62岁时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大压力及将法定退休年龄由62岁推迟到64岁带来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刺激作用。研究表明，法定退休年龄由62岁延迟到64岁可转移约3/5的62岁至64岁间人群的退休高峰期，这将对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财务状况起到很大作用。Bingley、Gupta和Pedersen考察了丹麦1995年退休制度的改革对政府的偿债能力的量化影响。他们通过测量劳动力市场特别是超过45岁的劳动者的参与率变化趋势，证明了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劳动力供给量明显存在减少的趋势，而这种减少是当时丹麦的不合理的退休制度造成的；复杂的退休制度也对居民合理安排退休金产生不良影响；不合理的退休制度也导致了财政负担日益加剧。在一系列的研究，他们建议施行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实际改革，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