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登临中国后，叙事学的脚步也便尾随其后，叙事学理论开始被大陆所接受并逐渐传播开来。源^自·优尔·文.论,文'网]www.youerw.com著名学者袁可嘉最早将结构主义介绍到中国，他通过翻译与评述关于“结构主义”的文章，向大众普及该理论的成就与局限。在介绍结构主义的发展历程和理论知识方面，学者李幼蒸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他通过翻译《结构主义》一书来介绍J.M.布洛克曼的相关论述，这是第一次以专著的形式将结构主义介绍到中国大陆，国内批评界对“结构主义”有了相对系统的认识。此后大批的学者发表了与结构主义相关的论文，但并未将“叙事学”作为文章独立的标题加以介绍。直至1983年，张隆溪《故事下面的故事——论结构主义叙事学》一文中才将“叙事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与此同时“叙事学”以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群体、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的结构主义“学科”登临中国大陆。[6](p20)另外一件对叙事学理论传播影响较大的，是美国著名文艺理论与批评家杰姆逊在1985年来中国讲授西方现代文艺理论，中国学术界得益于此而开阔了眼界。从这一时期开始，国内关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译介、评述性文章日益增多。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学者从最初的翻译介绍到后来的自己撰写、最初个别文章的译介到后来大量专著的译介，叙事学已经全面地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生长。从1984年起，国内许多学术刊物开始翻译介绍西方著名叙事学代表人物的理论著作，像《文艺理论研究》、《文学评论》、《小说评论》等一类期刊均成为了引介叙事学理论的驻扎营地，其中所译介的罗兰·巴特、托多罗夫、热奈特等人的文章占了绝大部分的阵地。而后有关叙事学文章的翻译，以最初单篇的面貌出现变为集结批量的出现在各选本当中，其中较有影响的本子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和《结构——符号文艺学——方法论体系和论证》，这两部著作中收录了许多叙事学的重要文章。随着翻译的深入，国内学者又将目光转向了叙事学专著的翻译，罗兰·巴特、列维·斯特劳斯等叙事学家的代表作都有了汉译本，除了对叙事学理论著作进行翻译外，还包括译介较有针对性的评述性著作。在做了对相关文章、专著的认识与译介工作后，国内的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西为中用”，用西方的叙事学理论来解读中国的文学作品，之后又开始尝试评述或是编写以叙事学为主题的理论著作，徐岱的《小说叙事学》[7]、罗钢的《叙事学导论》[8]、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9]等均表现得比较突出，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这些都是叙事学在中国发展起来的突出表现，西方叙事学理论在中国开启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