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这些微弱的美好下,我们却更多地看到了社会的黑暗,现实的残酷和底层人物生活的艰难,导致了一出出悲剧的发生,他的文学作品中在各方面都体现出了浓厚的悲剧色彩。
(二)小说主题的研究
刘庆邦的小说情感倾向总是偏向于悲剧的,他总是用着底层小人物的眼光在看待这个 世界。鲁迅先生曾这样一句话总结过悲剧:“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美的东西是藏在丑陋之后的,只有劈开丑陋的面容,美才得以显现。
1、物质性悲剧
刘庆邦小说中的悲剧大部分都源于生存,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在寻求生机,哪怕是苟延残喘的生活,由此物质性悲剧展开。《神木》中的唐朝阳和宋金明为钱干上了“找点子”的勾当,他们因为钱,双手沾满了鲜血,最后直接导致了他们用鲜血收场。元清平因为需要钱轻信陌路人,实属生活的无奈,而他因此的这份委曲求全也暗示了他悲剧的命运。而他的儿子元凤鸣,也因为钱背井离乡,离开了母亲和妹妹,差点踏上了他父亲的道路。即使幸运的他躲过一劫,在离开的煤矿的同时,他再一次陷入迷茫。“元凤鸣背着铺盖卷儿和书包,在一道荒路茫茫的土梁上走得很犹豫。既没找到父亲,又没挣到钱,他不想回家。可不回家又到哪里去呢?”[4](p214)故事的一切起因都皆起源物质匮乏,是人们追求物质的欲望一次次的酿成场场悲剧,再一次证明,有因必有果。
2、精神性悲剧
年代决定着人物的生活条件,同时也掌控着他们的思想。人们总是有着这样一种病态心理,越是得不到的,缺失性的东西,越是渴求,不惜一切的追求它,这导致了精神性悲剧的到来。《到城里去》的宋家银为了成为工人阶级的家属,更是嫁给了一个她不爱的人,她用自己一生的幸福去维系着一个虚无的身份,她一生向往城市,希望能够得到“城市人”这一肯定,她寄希望与其丈夫,儿女,最终仍旧因丈夫被扣留,儿子离家出走落寞收场,不得不发出“城市是城市人的”感慨。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对于城市已经是偏执,现实于她已然不重要,她始终沉浸在那个她创造的美好世界里,这注定她的人生会是一场悲剧。
对于刘庆邦的创作,学者们主要针对他作品的题材和主题做过了许多研究,但对其悲剧色彩的多样性有着一定的缺失。为此,笔者做了以下的研究。
二 悲剧性的体现
(一)人性与良知的流失
刘庆邦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无疑都是渺小的,卑微的。面对生存,他们只能去卑躬屈膝。但是,他们的内心往往都是强大的,他们并不屈服于这样的现实。在浑噩的现实环境下,苦难的压迫,美好人性与罪恶细胞从此开始了斗争,造成了人性与良知的逐步流失。
在《红煤》中的宋长玉,他有着满腔热血,急于出人头地,改变家庭的贫穷的现状,但现实却总在不停地打压他,高考落榜,成为煤矿厂的农民轮换工,受冤被厂开除,到最后的有家归不得,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其实从一开始,他只是想从一个农民轮换工转正,成为一名国家正式工,这对他及他的整个家族而言,都将会是一个比得上任何财富的荣耀。通往成功的道路是需要时间和自己不断努力的,但他又太过渴望成功,他开始寻求捷径,决定追求唐厂长的女儿唐丽华,但最终还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的这个计划反而让他失去了这份工作,成为了他人生中的耻辱。一个原本积极向上只是带有一些小私心的年青人,逐渐转变成了一个虚伪贪婪的人。是仇恨和丑陋的现实,让他开始逐渐迷失自我,开始失去他的人性与良知,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在这个社会里,所有人都在向上爬,宋长玉想要转正,却苦于没有关系,最后只能攀附唐丽华;唐丽华的父亲为了向上爬,将自己的女儿送给矿务局团委副元金年,一级攀一级,整个社会在阶级统治下充满了腐朽的味道。在这些浮华的背后,又总能想到这样的一幅幅画面,宋长玉老家的人们还在过着贫苦的日子,他的父母还住着可能风一刮就会吹倒的房子,家中没有雨伞,遇到紧急情况他的母亲还必须求人借伞。宋长玉本是美好的,是阳光的,对生命本身充满希望,他想用他的努力逐步地筑起自己的人生,他想象自己的人生是灿烂的,对于他而言,名比钱、权重要很多,他想要的是扬眉吐气,这也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所有底层人民的所想所愿,他们身处农村,被穷困所折磨,他们想过上安康的日子,他们想改善生活,但总是遭现实无情打压,社会上,钱权拥有者,只会官商勾结,变得更富有,生活压根连一个机会都没有给他们,残酷的现实将他们的美好人性一点一点抹灭,他们开始学会狡诈,学会贪婪,变得冷漠、虚伪,社会更是开始从上至下的腐烂。同样地,《到城里去》中的宋家银,她是个生长在农村的女性,但她也没有逃过这场社会变革下的虚荣,当社会转型,“实际之交的中国正由一个传统中国转型为一个现代中国,由一个乡村中国转型为一个都市中国” [5](p35),工业化的崛起,工人阶级的出现,农民阶级正在渐渐衰弱。她开始对工人阶级产生憧憬,她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无法改变,于是,她便将这份渴望寄予她的丈夫和子女。她因为杨成方内心充满了自豪感,即便她的内心是深深嫌弃这个丈夫的,她没有为这个家做过一顿过得去的饭菜,她没有为婆家尽上一点心力,宁愿花大价钱买了辆自行车摆放在家门口,她为杨成方买了块手表,却不是为了看时间,只是因为工人阶级都要有,这样能够将自己与农民区分开来。杨成方失业了,他将丈夫活生生的赶出门去,赶他出去赚钱,为的只是保住她工人阶级家属的身份。杨成方在北京拾荒为生,直至被抓,她将他救回后,她仍是不能放下面子,继续摆弄着她的虚荣心。“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悲剧是人的苦难或死亡,这种苦难或死亡即使不显出任何无限强大与不可战胜的力量,也已经完全足够使我们充满恐怖与同情。’”[6]在这场苦难下,宋长玉与宋家银他们两个可以说是底层人物中的典型人物,他们的自尊心极强,在名利钱权的诱惑下,他们终究没能守住自己的人性与良知,造成了他们的命运悲剧。文献综述 论刘庆邦小说的悲剧性(2):http://www.youerw.com/wenxue/lunwen_831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