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检贵等人则并不认同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高于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判断, 而统计口径的不同则是产生这一错误判断的原因, 因为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包括了农民的现金收入和实物收入,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仅包括了现金收入,因此造成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被高估。他们运用国家统计局使用的方法来计算城镇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已达到统一统计口径的目的, ，然后再进行计算。结果如下,1985年,我国城镇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69,农村为0.80;1990年城镇为0.67,农村为0.85; 1995年城镇为0.74,农村为0.83; 1997年,城镇为0.67, 农村为0.78。其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明显要低于农村居民。

3  城乡居民消费比较

高觉民等人提出我国城乡消费存在着二元结构，且还在加剧的观点。认为是城乡居民的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差距的扩大加剧了我国城乡消费的二元结构的问题。处于不对称状态中的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设施和消费量，主要表现为城乡消费设施和公共消费的不对称及其加剧;收入差距和消费不对称及其加剧。其形成和加剧的原因是亲城市消费的经济体制与劳动力流动的藩蓠阻断、土地制度下政府经纪人造成的农民利益缺失以及传统宗法体系的封闭性与农民消费观念的惰性,以上原因归结为制度问题。

对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和消费函数演变的研究。运用中国消费函数假说,藏旭恒建立起了分期、分城乡的消费函数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我国的城乡居民消费行为, 结果表明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在基本假定方面是相同的。1978年前的中国消费者是原始的、近视的、被束缚的消费者,其消费行为可以被假定成是被动的短期的;1978-1991年间的中国消费者近似于由凯恩斯定义的原始的消费者转变成新古典理论的消费者,其消费可假定成过渡性的、攀附的前瞻行为。孙国锋则将研究的时间范畴扩展到2000年,其结论与藏旭恒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受到国家宏观政策影响很大,很敏感;而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则显得短视、单调,预算的约束大。但是不管城乡,居民消费行为仍旧表现出了共同演变趋势, 即: 改革开放前的城乡居民消费行为是近视的,具有很强的流动约束和预算约束,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是现期收入,符合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而我国在经济双轨制时期,增大的城乡居民消费的选择权,变小的流动约束和预算约束,使得居民消费行为受到现期收入、前期收入和消费的影响,使得消费的示范性和不可逆性表现了出来,此时的消费行为更加符合相对收入理论。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居民收入的波动性变大,未来消费预期变得不稳定,跨期消费的时间增长, 其消费行为更加符合持久收入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