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吸收了zhuyi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思想，提出了解码者在面对开放的文本时会产生三种立场的解读——偏好式、妥协式与对抗式，其中对抗式解码是作为一种意义的反抗，是阶级反压迫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有力武器。其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另一位学者莫利通过民族志研究来验证“霍尔模式”。他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英国BBC电视节目《举国关注》的受众研究，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全国观众》一书中；第二阶段深入家庭内部，研究性别关系对受众解码方式选择的影响，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家庭电视：文化力量和家庭闲暇》一书中。莫利的研究验证了“霍尔模式”，但指出了阶级并不是决定解码者立场的唯一因素。莫利把民族志研究引入文化研究领域，突破了文化研究一直囿于符号学和结构zhuyi的局限，对后来的研究也很有启发。82553

传播学鼻祖施拉姆访华开启了传播学传入中国之旅，之前在中国传播学研究中并没有“对抗式解码”一词，受众对新闻报道的抵抗和质疑更多的是归入“逆反心理”研究。有学者指出我国受众逆反研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00年以前的受众逆反现象研究阶段，1900年以后的受众逆反效应研究阶段、新世纪的对策研究和汇入对抗式解读阶段。[[[] 陈洪友。 我国受众逆反研究综述[J]。 论文网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1，26（1）： 77-80。]]此外，对新闻可信度的研究、跨文化研究等拓宽了对抗式解码的研究视野。同时，也有学者模仿莫利的研究对中国电视新闻受众进行民族志研究。

参 考 文 献

[1] 陈洪友。 我国受众逆反研究综述[J]。 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1，26（1）： 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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