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提出以下问题：

一、前面说在开封举行的两次会试，一次在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年），一次在光绪三十年（甲辰年），而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年）并非会试之年，为何在这一年举行会试？

二、会试为每三年举行一次，为什么在光绪二十九年、三十年却连续举行？

三、会试的地点是在都城，而清朝时期开封并非首都，为什么最后两次会试都在开封举行？科举制度的利弊

要回答上述这三个问题，还需要从当时的国内局势谈起。

本来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是辛丑年，应该举行会试。但当是中国却发生了一个重大事变，那就是英、德、法、俄、美、日、意、奥“八国联军”发动了侵华战争。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的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二十一日黎明，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在隆隆的炮声中，由德胜门仓皇出逃。当时慈禧太后穿一蓝布夏衣，装扮成乡间农妇，光绪皇帝也改换了服装。由于事发仓猝，来不及准备交通工具和日用物品，“两宫皆乘道旁骡车，王公内待皆步行”，“卧具皆不及携，是日勺水未入口”，情状十分狼狈。慈禧太后等经怀来、宣化、大同、太原等地一路奔逃，至九月初四日到达西安，才算最后安顿下来。慈禧太后等在西安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公元1901年9月7日），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后，慈禧太后等才又耀武扬威地起程返回北京。科举制度的利弊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等车驾发西安，十月二日至开封。在开封住了一个多月。十一月五日离汴渡河北上，二十八日回到北京。

由上可知，当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年）应该举行会试之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等正在逃难之中，对该年的会试当然也就无暇顾及，也根本没有条件举行。为了弥补辛丑会试未能举行之缺，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诏展会试于癸卯年”，也就是将辛丑科会试推迟到癸卯年（光绪二十九年）举行。这就是癸卯年并非会试之年而举行会试的原因。同时，由于当时北京贡院已毁于战火，所以清政府决定“癸卯会试，权移河南贡院举行”。第二年，也就是光绪三十年（甲辰，公元1904年），乃是例行会试之年。这样，癸卯科和甲辰科的年份，就前后联在一起了。

行文至此，我想前面所提出的那三个问题，应该是可以得到解答了。

癸卯科和甲辰科这两次会试，除了都在河南贡院举行这一特殊情况之外，在考官任命的时间上，也与往届大不相同。按照惯例，考官都是在开始考试的前三天任命的。而且一旦任命之后，当即进行隔离，连家人也不得见面，以防舞弊。具体说，会试要考三场：第一场的时间是三月九日至十一日，第二场是十二日至十四日，第三场是十五日至十七日，这是定制。因此，考官一般都是在三月六日任命。而癸卯科和甲辰科考官的任命，在时间上都要早得多。科举制度的利弊

先说癸卯科。在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的二月初一，也就是在开始考试的一个月前，清政府就任命大学士孙家鼐为会试正考官，兵部堂书徐会沣、刑部尚书荣庆、吏部右侍郎张英麟为副考官。乍看起来，这似乎不可理解。一反惯例地这么早就加以任命，有这个必要吗？难道就不怕出现舞弊行为？但细思起来，这样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为癸卯科会试的地点不在京城，而是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开封。由于当时交通条件的局限，从北京至开封，单在路上就要很多天。如当时慈禧太后等由开封回北京，在路上就整整走了二十四天。再加上行前的准备，实际上一个多月的时间并不算太宽裕。上一次会试（戊戌科）的正考官就是孙家鼐，大约事情办得出色，所以这一次又被委以重任。但这次主考，孙家鼐办砸了：策题书写错误。结果当会试结束后，孙家鼐等人都被“交部照例议处。” 科举制度的利弊(3):http://www.youerw.com/fanwen/lunwen_1745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