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监督监护执行主体的缺位。统观《未成年人保护法》全篇，散见大量的宣示性条款，以第6条和第12条为例，它们均看似完善地规定了“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的职权职责，却并未指明享有权力和承担义务的主体，对监督机构监督权的行使，法律也没有实质性规定。可以这么认为，当法律开始以“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为托词回避国家责任时，监护监督制度便已经开始了它长达23年的沦陷，这种粗线条的制度设计、不明朗的权责归属，和未成年人出走流浪，甚至违法犯罪现象的形成，有者极大的关系。
2014年年末，公益组织博源拓智对外公布了国内外年度十大儿童权利领域事件，福建仙游虐童案 名列其中。作为国内首个监护权撤销案件，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撤销生母监护权的判决打破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和“孩子归父母所有”的传统观念,也让27年未见天日的国家监护制度上台“演了一回主角”。然而，从另一个视角审视游仙案，与其说该案激活了一个沉睡多年的“僵尸条款”，不如说是再次提醒全社会——未成年人保护是国家不可回避的责任。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的重构(3):http://www.youerw.com/faxue/lunwen_325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