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8年间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演变

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开始前,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了探索。一方面,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另一方面,由于我党缺乏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科学认识和实践经验,并受到左倾“的影响,给非公有制经济发论文网展带来了毁灭性打击。这个历史阶段可细化为四个时期。

一。以利用为主的利用。限制非公有制的经济时期

1949年10月～1951年12月,党和政府从国情出发,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指导,对非公有制经济有着相对科学的分析和认识,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对民族资本主义持肯定态度,采取利用为主。限制为辅的经济政策。在3年时间里,为国民经济恢复。重建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多年的战争,国库空虚,财政困难,面临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我党清醒地认识到:想要迅速恢复和重建健康的国民经济,单靠重建国营工商业一种途径,不能完成这个艰巨任务。于是,我党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指导,对民族资本主义持肯定态度,采取利用为主。限制为辅的经济政策。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所有制结构为五种经济成分(国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体经济)并存,提出了新时期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强调了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但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1]毛泽东还在1950年6月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告诫全党: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2]这一时期的党和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既采取团结政策,让其得到存续和发展,又采取一定的限制和引导政策,提防其对国计民生产生不利影响,引导其向资本主义国家过渡。

二。以限制为主的利用。限制非公有制的经济时期

1952年1月～1952年12月,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认为限制与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3]

从1949年4月～1951年底,仍有不法资本家。国民党残余势力扰乱经济秩序,全国出现四次物价较大幅度地上涨,部分民族资本家唯利是图,让对以利用为主的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开始有所动摇。1951年底～1952年1月,在中国党党政机关内部以及私营工商企业中,分别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揭发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通过行贿。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经济斗争逐渐演变成政治斗争,经济问题从此被当成阶级斗争来对待,开始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从利用为主转变为限制为主。

三。从限制到几乎消灭非公有制经济的改造时期

土地GM。抗美援朝以及国民经济恢复三件大事的顺利完成,使一直以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指导思想开始动摇。毛泽东在1952年9月的中央会议上,提出要用10年～15年时间,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以后才开始过渡,[4]经济上从继续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向消灭资本主义过渡。1953年1月～1956年12月,我党对非公经济的政策也从利用。限制向消灭民族资本主义转变。

1953年春,李维汉等向中央提交了一份经济报告,毛泽东非常赞同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民族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途径“这一提法,并把报告中的利用。限制。改组“改为利用。限制。改造“。1953年9月,宣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12月,中央公开发表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标志着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最终形成,也标志着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消灭私有制经济,使消灭非公有制经济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此后的3年,国家又先后对工商业。农业以及手工业的非公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由于改造的步伐过快。过急。过粗,整个改造已经演变成为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过程。

四。政策反复调整最终混乱。失调的时期

1956年9月～1976年期间,我党对非公经济的认识和政策的制定,试图返回正确道路,但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政策反复调整,最终陷入长期混乱失调的状态。由于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波兰和匈牙利发生骚乱,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党内一些领导人开始对国情。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重新思考,也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作出调整。1956年9月八大上,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发展模式;[5]刘少奇和先后主张部分手工业要长期保持单独经营方式。同年12月,毛泽东也提出:可以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可是,这些科学的理论和政策被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以及人民工社会“运动终止了,未能贯彻落实。

反右斗争,使党在经济政策上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打压政策越演越烈。毛泽东在1957年2月的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在此思想影响下,党在经济建设上指导思想越发偏左,开始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积极作用。1958年4月,中央提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经济。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对工业户。个体手工业户。小商小贩提出了不许存在。合并。重组等要求。同年5月,毛泽东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始终是国内主要矛盾“。这一时期,私营。个体近乎绝迹,生产力严重破坏,外加自然灾害,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出现负增长,我党开始意识到左“的危害。于是,在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非公有制经济又获得了发展机会。

但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提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使此前所有允许。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全部被废止。1964年4月,中央发布进一步开展代替私商工作的指示报告,此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走上了非公有制经济绝技。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经济发展道路。在左“倾思想下,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大批三自一包“。大搞穷过渡“的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所剩无几,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完全束缚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个时期,不仅是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历曲折和失误的时期,也是我党在制定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上出现脱离实际最严重的时期。

(作者单位为开原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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