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模式改变对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机制

一。引言

本研究将从按照城镇水平消费食品“与按照美国水平消费食品“两个维度探讨中国主要农产品的供需情况,分析这种消费模式转变趋势是否会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带来威胁,进而判断中国是否需要进行消费模式调整。

二。城镇水平消费趋论文网势下的食品需求变化与供给冲击

为了判断并预测在中国人食品消费模式按照城镇水平消费“变化后的农产品供需情况,本研究假设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在未来某一时点,全体中国居民(城镇与农村)将以目前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来消费食品。

1。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模式。由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可知,自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各类食品的直接消费量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但城镇与农村居民的食品直接消费量仍存在较大差异。在粮食方面,由于部分粮食被用于加工其他食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直接消费量(口粮)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都呈下降趋势,但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仍然为城镇居民的2倍左右。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的直接消费量都呈增长趋势,201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为9。26公斤,而农村居民则为6。60公斤。肉禽及其制品的人均直接消费量也有较大增长,城镇和农村居民10年来的人均肉禽及其制品的消费量大约增加了30百分号～40百分号。蛋类方面,城镇居民的人均直接消费水平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直接消费水平差距有所缩小,但2011年该类农产品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大约为农村居民的2倍。奶类直接消费有较大幅度的提高,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奶类消费量是2000年的1。5倍,而农村居民2011年人均奶类消费量是2000年人均消费水平的5倍左右。可见,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居民,大部分食品的直接消费都随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增加,只有粮食类食品(口粮)的直接消费有所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粮食类产品的需求下降,毕竟还有很大一部分粮食类产品被用于加工生产或者转化成其他食品,随着其他食品消费量的上升,这部分粮食类产品的需求也在上升。因而从总量而言,粮食需求量仍然是上升的。

2。城镇水平消费趋势下的食品需求变化情况。如前所述,假设未来某一时点,中国人都以现在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来消费食品,这将对中国农产品需求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按照2011年的食品消费模式来计算,如果要保证中国人都以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来消费食品的话,除了粮食(口粮)以外,其他主要农产品的需求量都将大幅度增加。

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数据源计算而得,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主要农产品人均直接消费量有较大差异。这两者的差额分别为:粮食-90。03千克/人。食用植物油2。66千克/人。肉禽及其制品11。87千克/人。蛋类4。72千克/人。奶类12。74千克/人,这意味着如果所有农村居民都按照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进行食品消费的话,将导致粮食直接消费量减少90。03千克/人。食用植物油直接消费量增加2。66千克/人。肉禽及其制品直接消费量增加11。87千克/人。蛋类直接消费量增加4。72千克/人。奶类直接消费增量加12。74千克/人。那么,如果将上述数值乘以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数,所得到的信息则代表当农村居民完全按照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进行食品消费时,主要农产品直接消费量的变化情况。此种情况下,食品直接消费将发生如下变化:粮食直接消费量减少5911。01万吨。食用植物油直接消费量增加174。65万吨。肉禽及其制品直接消费量增加779。34万吨。蛋类直接消费量增加309。90万吨。奶类直接消费量增加836。46万吨。

3。城镇水平消费趋势对食品供给的冲击。沿着上文的假设,将2011年的食品消费情况作为基准,当全国的居民都以城镇居民的模式消费食品时,主要农产品的需求将发生较大的变化,如果要保持国内供需平衡,则须增加国内供给,这必将给中国农产品产出带来一定的压力。

由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可知,以2011年为基准计算,当全国的农村居民都以城镇居民的模式消费食品后,将给中国主要农产品供给带来如下冲击。第一,粮食(口粮)的直接消费量将减少,减少的幅度为2011年粮食产量的10。35百分号;第二,食用植物油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食用植物油产量的13。20百分号;第三,肉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肉类产量的9。79百分号;第四,蛋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蛋类产量的11。02百分号;第五,奶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奶类产量的21。95百分号。

另外,如果从城镇化角度探讨此问题,则可假设10年或者20年以后,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75百分号。那么如果75百分号的城镇居民都以现有的城镇水平消费食品的话,也将给中国农产品供给带来一定的压力。如前文所述,我们假设人口总数不变,2011年中国总人口数为13473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如果城镇化率为75百分号时,城镇人口则为101051万人,这意味着有31972万的中国人口由农村户籍转变为城镇户籍。将上述转变人口数分别乘以前文分析所得的城乡人均消费量差额值,则可得到75百分号城镇化率条件下,主要农产品直接消费量的变化情况。以2011年为基准计算,当城镇化率达到75百分号时,中国主要农产品供给将受到如下冲击。第一,粮食的直接消费量将减少,减少的幅度为2011年粮食产量的5。04百分号;第二,食用植物油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食用植物油产量的6。43百分号;第三,肉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肉类产量的4。77百分号;第四,蛋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蛋类产量的5。37百分号;第五,奶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奶类产量的10。69百分号。可见,此种假设下,按照城镇水平消费“的趋势将大大改变中国人对主要农产品的的需求量。除了粮食产品直接消费量减少之外(其实粮食类产品的需求并未减少,因为用于加工转化成其他食品的粮食需求量大大增加了),食用植物油。肉类。蛋类及奶类产品的直接消费量都将大幅度提升,在生产能力不变的情况下,这将降低国内农产品的自给率,对国内供给产生一定的冲击。

三。美国水平消费趋势下的食品需求变化与供给冲击

按照美国水平消费“是中国居民食品消费模式变化的第二种趋势,这种趋势将对中国农产品需求产生更大的影响,为农产品供给带来了更大的冲击。为了明确这种影响,本研究假设随着按美国水平消费“的趋势不断发展,未来某一时点将出现极端情况:中国人将全部以目前美国人的平均消费模式来消费食品。

1。美国水平消费趋势下的食品需求变化情况。如前所述,假设未来某一时点,中国人都以美国人的消费模式来消费食品,那么中国食品需求量将出现较大的变化。按照2009年美国居民的食品消费模式来计算,如果要保证中国人都以美国居民的消费模式进行食品消费的话,除了谷物(口粮)和蛋类以外,其他主要农产品的直接消费量都将大幅度增加。

由FAO数据库。USDA数据库相关数据可知,中国居民的消费现状与美国居民稳定的食品消费模式有较大的差异。这两者的差额分别为:谷物-63。09千克/人。油类24。95千克/人。糖类52。61千克/人。肉类2。69千克/人。蛋类-4。04千克/人。奶类63。25千克/人,这意味着如果所有中国居民都按照美国人的消费模式进行食品消费的话,将导致谷物直接消费量减少63。09千克/人。油类直接消费量增加24。95千克/人。糖类直接消费量增加52。61千克/人。肉类直接消费量增加2。69千克/人。蛋类直接消费量减少4。04千克/人。奶类直接消费量增加63。25千克/人。那么,如果将上述数值乘以2011年中国居民数,所得到的信息则代表当中国居民完全按照美国人的消费模式进行食品消费时,主要农产品直接消费量的变化情况。此种情况下,食品消费将发生如下变化:谷类直接消费量减少8500。58万吨。油类直接消费量增加3361。29万吨。糖类直接消费量增加7088。33万吨。肉类直接消费量增加362。10万吨。蛋类直接消费量减少543。74万吨。奶类直接消费量增加8536。11万吨。

2。美国水平消费趋势对食品供给的冲击。沿着前文的假设,以2009年的食品消费作为基准,当全国居民都以美国人的模式消费食品时,主要农产品的直接消费量将发生较大的变化,如果要保持国内供需平衡,则须增加国内供给,这必将给中国农产品产出带来一定的压力。

以2009年为基准计算,当全国居民都以美国人的模式消费食品后,将给中国主要农产品产出带来如下冲击。第一,谷物的直接消费量将减少,减少的幅度为2011年谷物产量的16。37百分号;第二,油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油类产量的254。12百分号;第三,糖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糖类产量的471。93百分号;第四,肉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肉类产量的4。55百分号;第五,蛋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减少,减少的幅度为2011年蛋类产量的19。34百分号;第六,奶类的直接消费量将增加,增加的幅度为2011年奶类产量的224百分号。

可见,此种假设下,按照美国水平消费“的趋势将大大改变中国人对主要农产品的的直接消费量。除了谷物(如同前文所述,尽管谷物的直接消费量有所减少,但用于加工转化成其他食品的谷物需求却大量增加,因而谷物的总需求量仍然是增加的)和蛋类的直接消费量减少之外,油类。糖类。肉类及奶类产品的需求都将大幅度提升,在生产能力不变的情况下,这将降低国内农产品的自给率,对国内供给产生一定的冲击。

四。思考:消费模式改变与农业产业安全问题

1。供需变化与农业产业安全。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国人的消费模式正由生存型消费“转变为享受型消费“,具体表现为按照城镇水平消费“和按照美国水平消费“两种趋势。随着这两种趋势的发展,中国人的农产品直接消费量将产生较大的变化,进而对农产品产出带来冲击。

当然,农业产业安全是指农业产业体系意义上的安全,应该既包括消费者安全,又包括生产者安全以及市场稳定。如果从中国社会繁荣。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多个方面综合考虑的话,消费者安全应放于第一位,毕竟每个中国居民都是食品的消费者,消费者安全涉及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因而如果消费者安全受到冲击,必将威胁到农业产业安全。而农业产业角度的消费者安全主要体现在能否保证每个消费者都有足够的食品进行消费,这无疑将受到国内农产品供需变化的影响。可见,当国内供需变化对消费者安全产生直接或者潜在威胁时,农业产业安全问题也将随之产生。

2。消费模式与农业产业安全。那么,消费模式变化是否已经构成农业产业安全问题?对此问题的分析则需要进一步探讨:这种消费模式变化趋势是否会对消费者安全存在威胁。

尽管前文的需求变化与供给冲击是在不考虑农业生产率提高,产量上升的前提下分析而得到的结论,但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分析没有意义,相反这将给予我们一定的警戒与启示。一方面,中国的农业生产受限于土地。水资源等稀缺要素,即使不断增加农业技术投入,实现大部分农产品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也较低。尤其是当中国居民都实现了美国人的消费模式时,油类消费增量为2011年产量的2。5倍。糖类消费增量为2011年产量的4。7倍。奶类消费增量为2011年产量的2。2倍,这种大幅度的需求变化根本不可能通过国内农业生产率提升来实现。因而消费模式的变化必将进一步挑战中国农产品的自给率,对中国居民食品消费产生一定的威胁。另一方面,假设今后中国农业领域内能不断进行GM性技术创新,大大提升农业生产力,使得国内的农业产出能够满足这种因为消费模式变化而增加的农产品消费量,这是否就意味消费模式变化不会对农业产业安全带来任何威胁?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即使国内农业产出能通过变革性技术创新来应对这种消费的大量增加,也改变不了这种消费模式变化对国内农业产出带来压力的必然事实。换句话说,如果通过调整使得消费模式不发生这种趋势性转变,则将大大减缓国内农业生产的压力,降低消费者安全的潜在威胁。可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从国内食品供需角度而言,消费模式将影响消费者安全,进而导致农业产业安全问题的产生。一方面,如果国内生产能力能够随着消费模式转变和大部分食品需求上升而不断提高,这种农业产业安全威胁将是潜在,即如果能控制调整这种消费模式变化趋势,将能大大减缓主要农产品的产出压力,为其他产品释放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如果国内生产能力不能够满足这种消费模式转变所带来的巨大需求增量,则这种农业产业安全威胁是直接的,部分国内农产品的自给率将大大降低,农业产业安全问题将越来越严重。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首先对中国人食品消费模式做出了趋势性判断,并通过数据估计的方法简单测算了这种消费模式变化趋势对国内农产品供需的影响作用,从而判断消费模式变化是否会威胁中国农业产业安全。尽管数据测算部分并未采用科学的预测方法,数据本身也存在统计口径差异等问题,但这仅会对数据精确度产生一定的影响,并未影响趋势性判断。而本研究重点在于趋势与影响作用判断,而并非数据预测,因而上述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作用有限。

通过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的食品消费模式正在由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转变,具体表现为按照城镇水平消费“和按照美国水平消费“两个变化趋势。(2)中国人消费模式的变化趋势将使部分农产品需求大幅上升,进而给国内农产品供给带来压力,消费模式将成为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引导中国居民自我调整消费模式的转变。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国居民食品消费模式存在按照城镇水平消费“和按照美国水平消费“的变化趋势,而这两种趋势将大大提升部分农产品(糖类。油类。肉类。奶类等)的需求量,进而给国内农业产出带来压力,威胁农业产业安全。因而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向中国居民传播农业产业安全知识,让中国居民清楚这样的消费模式存在一定的农业产业安全威胁,长期如此,将影响部分主要农产品的自给率,最终可能导致食品大量进口,价格上升,影响中国居民的生活质量及水平。通过这种方式,引导中国居民对消费模式做出自我调整。

第二,倡导一种可持续。绿色的中国居民食品消费模式。由前文分析可知,按照城镇水平消费“和按照美国水平消费“其实就是一种大量消费油。糖。肉。蛋。奶的消费模式。这样的消费模式,一方面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及农业生产现状,因为中国的农业资源有限;另一方面也并非健康的消费模式,是一种高蛋白和脂肪摄入的生活模式,容易产生各种营养病。因而适合中国的可持续消费模式应该是一种以谷物为主,蔬菜与肉蛋奶结合的绿色消费模式,这不仅有益于人体健康,而且能保证长期的国内供给。因而相关部门应该通过舆论。宣传等途径,在全国范围内倡导一种可持续。绿色的中国居民食品消费模式。

消费模式改变对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