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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国家编户人口过少，均田制难以推行。因此太和十年二月，下令实行三长制。《资治通鉴》中有这样的记载：“甲戌，初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民始皆愁苦，豪强者尤不愿。”[20]可见，仅依靠政治强权去登记户口是没有用的。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能靠威逼，那么只能利诱。对于百姓来说，生存是最重要的。而生存的重大威胁之一就是不合理的税收。

此前实行“九品混通”的租调制：“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21]”太和八年实行俸禄制后，更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21]”。此外，每逢战事朝廷还可能会临时征税。如延兴三年十月，献文帝要御驾南征，于是“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五十石，以备军粮[22]”。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不稳定容易导致民众怨言，国家动乱，因此当时拓跋鲜卑与汉族、拓跋鲜卑与其他民族（包括他姓鲜卑）以及拓跋鲜卑内部的矛盾较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