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对日本的绥靖政策

[中图分类号]K611。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3)02-0068-06

绥靖政策是现代国际关系中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至今仍是国内外史学工作者研究的热门问题。中国史学界一般认为,所谓的绥靖政论文网策就是二战前夕西方国家所执行的姑息。纵容侵略者,对它退让。支持,不惜牺牲他国领土。主权甚至本国人民的利益以求妥协的政策“。[1]

一。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对日推行绥靖政策

20世纪30年代,面对德意法西斯国家的侵略行径,英法美等国推行绥靖政策。而此时澳大利亚因受制于英国提供的外交信息,没有打开与其他国家联系的渠道,且它也为了获取和平而敦促有关各方向希特勒做出妥协。因此,澳大利亚支持英国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绥靖政策,不仅如此,它自己也在东方对日本推行绥靖政策。

1931年日本制造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当时,由于澳大利亚国内面临换届选举,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几个月内,澳大利亚对此没有做出明确的反应。莱昂斯上台后,在如何对待日本侵华的问题上,澳大利亚政府的对策是:既纵容日本,又限制日本;同时与中国保持联系,不损害两国关系,以防未来不测。“[2]74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澳大利亚担心日本未来的进攻方向,为了阻止日本南进,澳政府认为此时国际社会应该采取缓冲行动,而不是采取得罪日本的制裁行动。在1932年的国联大会上,中国向国联提出申诉,而由澳大利亚驻英国高级专员布鲁斯率领的澳大利亚代表团完全支持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的外交立场,即努力地避免冒犯日本,劝说国联做出仲裁而不是去制裁日本“。[3]71而在1937年的帝国会议上,澳大利亚总理莱昂斯建议缔结太平洋地区互不侵犯条约,在提交帝国会议的外交部备忘录中表示,只要能赢得时间,愿意以任何方式与日本达成协议“。[4]34

随着日本在中国侵略活动的不断升级,澳大利亚对此反应冷淡,甚至对日本向西北而不是向南扩张而心存宽慰。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澳大利亚对此依然保持沉默。当中国政府要求国联根据盟约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实行制裁时,澳大利亚强烈反对制裁日本,认为中国不应错误地相信它得到它事实上的任何形式的援助“。[3]71整个1938年,澳大利亚尽可能地避免采取任何被认为是敌意的措施,以防冒犯日本。如澳洲政府曾下令扣留在澳洲作过境着陆的中国飞机,其原因是害怕日本驻澳使馆误会澳大利亚在军事上援助中国。“[4]32

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后,澳大利亚对日本推向绥靖的立场依旧未变。同年2月,澳大利亚正式声明,它除非与其他国家一道,否则它不准备对任何国家实施制裁。“[5]761940年7月,英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日本的要挟下牺牲了中国的利益,关闭了滇缅公路长达3个月之久,给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澳大利亚却对英国的行为表示极大的理解和支持,并希望英国满足日本关于关闭香港与中国边界和撤走驻上海警备部队的要求。澳大利亚驻美国公使R。G。凯西指出:必须做出使日本可接受的巨大的领土让步,允许日本控制一些地区,中国控制另一些区域。“[2]86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澳大利亚对远东推行的是三重外交政策“:一是安抚日本,二是与美国联盟,三是当一切措施都不能奏效时就利用中国。[4]36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4月第29卷第2期陈成琳:探析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对日本的绥靖政策二。澳大利亚对日本推行绥靖政策的原因

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在日本侵华问题上推行的这种纵容日本,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的绥靖政策有着深刻的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根源。

(一)澳大利亚对日推行绥靖政策的经济原因

澳大利亚是一个以贸易立国的国家,其主要经济支柱是畜牧业。农业和矿业。但是,这些部门的农矿产品又严重依赖世界市场,它所需的工业品也主要依赖国际市场,因此,进出口贸易在澳大利亚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澳大利亚农矿产品主要外销国际市场,因而在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澳大利亚受到了极其惨重的打击。澳大利亚出口商品中农产品占85百分号,而从1932至1933年,澳大利亚在世界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比1924年至1929的平均价格下降了42百分号。羊毛和小麦价格的暴跌,使贸易逆差从1929年度的470万英镑猛增至1930年度的825万英镑。[6]1928―1929年。1929―1930年两个财政年度间,国民收入从64亿英镑下降到56亿英镑,到1931年6月又跌至46亿英镑。失业率从1929年的12百分号猛增至1932年的32百分号,失业人数增加近两倍,几乎占工人总数的1/3。[7]212

澳大利亚是英国殖民化的产物,因而,其民族经济有着深刻的殖民化烙印,这就是对母国经济的依附性。在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中,此时已焦头烂额的英国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已无暇顾及依赖着它的澳大利亚。1929年1月,澳大利亚向英国提出贷款计划,一向对澳大利亚慷慨的英国只批准了计划数的16百分号,到了4月份,伦敦金融市场干脆拒发任何贷款。[8]同时,当1931年英国经济危机达到高潮时,英国为了摆脱危机,放弃了推行近一个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转而采取保护关税的政策,这极大地加重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危机,因此,澳大利亚不得不更加注重与东方一些国家的贸易。九?一八“事变后,澳大利亚尚未步出经济大萧条阶段,且正处于经济萧条的最低潮。而此时,日本随着国力的增强,对玉米。小麦。肉类及羊毛等产品的需求较以前大大提高,因此,有地利之便且农副产品相当丰富的澳大利亚便成为日本市场稳定的供应国。1932年,日本几乎购买了澳大利亚1/4的羊毛,日本向澳大利亚进口值等于其对澳大利亚出口值的35倍。[9]3621933―1934年度,澳大利亚对日本的出口额占澳大利亚总出口的112百分号。1935―1936年,澳大利亚对日本出口占其总出口的14百分号。

从表1可见,1927―1931年,尽管澳大利亚对华贸易呈上升趋势,但在这一时期,中澳两国的双边贸易额还十分有限,中国仍然属于澳大利亚的次要的贸易伙伴“[4]33。因此,从经济上看,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日本比中国更重要。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澳大利亚为了从经济大萧条中摆脱出来,便进一步扩大了对中国。日本等东方各国的商品输出,而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在客观上又为澳大利亚对东方一些国家的商品输出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机会。

澳大利亚利用日本侵华战争极力向中国输出粮食。1930年以前的中国由于农业生产比较落后,粮食自给比较困难。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国的粮食不能自给的状况越发突出,为此,在中国的进口商品中,粮食进口从1898年到1931年间的第3和第6位,到1932年和1934年跃升至第1位。在1931―1932年度,中国就向澳大利亚购买了439万多澳镑的小麦;1933年,又上升到了493万澳镑。澳大利亚对华输出商品的价值总额占澳大利亚对外输出商品的价值总额的比例,也由05百分号左右上升到62百分号。澳大利亚对华输出商品的价值总额占中国进口商品总额的比例也升到了633百分号,使得澳大利亚迅速变成中国的第5大市场。[2]79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的经济进一步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一些产粮区。产棉区的沦陷,导致了中国对粮食需求的激增,因而,中国粮食进口的速度也迅速加快。此时,澳大利亚的小麦。面粉对华输出再次受到刺激。如1938―1939年度,中国就一次性地从澳大利亚购买了135万澳镑的小麦。[2]871937―1941年,澳大利亚对华出口再次呈上升趋势,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到,从1937到1941年,中国对粮食的大量需求导致了澳大利亚对华输出占中国进口总值的比例。澳大利亚对华出口的排列位次有了明显的提高。5年间,澳大利亚始终处于中国的前十大进口国之行列。在中澳两国的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入超地位。据统计,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逆差数额从1938年的24168万元(国币),到1939年猛增至62287万元(国币),1941年仅1～9月,中国的入超值便达到了90599万元(国币)。[2]89此外,九?一八“事变后,澳大利亚政府为了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也曾试图向中国出售武器装备,从而促进本国军事工业的发展,但由于英国政府的反对而只好放弃。

日本挑起侵华战争后,澳大利亚乘机向日本输出了大量商品。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澳大利亚向日本提供了大量的羊毛。小麦等农副产品。此外,澳大利亚还向日本提供了其侵略战争所需的大量铁矿。废铁。锡等金属物品。由于日本成了澳大利亚在远东的第一大市场,所以,澳大利亚每年都从日本获得巨额利润。澳大利亚获得的大量贸易顺差改善了澳大利亚的外贸状况,刺激了澳大利亚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与日本侵华战争的关系如此紧密,因此,澳大利亚也就自然会竭力反对国联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也必然始终不敢公开对日本的侵华行为进行谴责。

由上可知,澳大利亚绝不会为了中国而得罪日本。所以,在七?七“事变发生后,有正义感的澳大利亚码头工人相继在弗里曼托和坎布拉发起两次反对澳大利亚政府向日本输出任何可用来残杀中国人的物资的拒运运动。但澳大利亚政府害怕激怒日本,触痛澳日关系脆弱的神经,从而导致日本拒买澳大利亚的羊毛。小麦等商品,于是,赶紧出面平息了这两场拒运运动,并对工人进行威胁恫吓,最终使拒运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二)澳大利亚对日推行绥靖政策的军事原因

澳大利亚长期是英国的殖民地,它在防务上一直依赖英国,视本国军事力量为遍及全球的英帝国战略力量的从属部分。澳大利亚地处亚洲边缘,独占一整块岛状大陆,地广人稀,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沿海的7个大城市中,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威胁它的外部力量只能来自海上。澳大利亚长期依靠英国海军的保护,它相信英国海军力量足以保护澳大利亚的安全。澳大利亚曾表示:澳生存的唯一希望在于英国,澳必须与英国合作。“[11]由于长期依附英国,澳大利亚人的国防意识相当淡薄,外交基础最弱,防务和外交在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活中从未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澳洲为英联邦的成员,在武器。市场,以至在许多重大的对外关系上还得听英国的决策。澳大利亚人认为,澳大利亚的国防不能和英国分割开来,澳大利亚的安全同英国的安全是血肉相连的。[12]295

二战爆发前,澳大利亚虽有军事工业,但规模小,技术落后,不成体系,而且依赖性很大,过去澳国军需物资和军火一向依赖英国“。[12]320同时,经济大萧条也给澳大利亚的国防建设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当时,三军军费被大幅度削减,军备工作停步不前。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斯卡林总理为减少政府开支,被迫废除义务军训制度。1935年,时任卫生部长的W。M。休斯出版了澳大利亚与今日的战争――和平的代价,严厉抨击政府的国防政策。他写道:在一个武装到牙齿和疯狂扩军的世界里,澳大利亚的国防水平处于过去25年中的最低点。“[13]

此外,华盛顿会议后,澳大利亚海军国防计划受到牵制,一切军舰及军事基地的建设均告停,海军人数减至30年代初的3000人左右,常备舰艇从25艘减至13艘,其中只有2艘一万吨级的巡洋舰和另1艘航空母舰较有实力,其余舰只均零落破旧,空军向来不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仅拥有3000人和300架飞机,两次世界大战间,澳大利亚空军的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特别是陆军和海军方面总认为澳大利亚不需要发展独立的空军力量,空军的存在仅仅是用来支援陆军和海军“[9]246。但是,澳大利亚的陆军人数却受到了全国总人口的限制。[2]78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同日下午,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以本国的安全与英国分不开“[14]84为由,向人民宣布对德宣战。1939年底,澳大利亚全部军队被英国调走,其中,第六。七。九师驻兵中东,第八师驻兵新加坡,兵力近10万。同时,为了体现英帝国防务战略的一致性,保卫英帝国的利益,澳大利亚慷慨地将全部现役海军舰艇划归英国海军部指挥。澳大利亚还把由6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和2艘反潜艇舰的小型护航舰组成的皇家海军舰队合并到英国皇家海军舰队中,由英国海军统一指挥在地中海。大西洋及南太平洋作战。[14]83这些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澳洲本土的防御力量。截至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陷落前,能守卫澳大利亚本土的澳大利亚军队全是民兵,虽号称20万,但受过军事训练的只有5万人,基本上没什么战斗力。[15]因此,从整体上看,此时的澳大利亚国防实力极度空虚。

澳大利亚雄踞太平洋。印度洋和南大西洋的交汇点,成为英国最强大的竞争对手――美国和日本为追求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而必得之地。[16]澳大利亚的战略地位对日本法西斯而言非常重要。因此,1936年日本广田弘毅内阁的五相会议就制定了南北并进的国策基准,将澳大利亚作为外南洋的组成部分,认为澳大利亚属于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

日本攻占南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企图把控制的地区扩展到美英两国在夏威夷群岛和澳大利亚的那些基地“。[17]24但由于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坚定不移地相信英国远东舰队有足够的能力保护澳大利亚,因而它对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估计不足并抱有幻想。如当时在伦敦与英国会谈的澳大利亚供应与发展部长R。G。凯西,在1939年11月17日分析了远东的局势后曾两次致电澳大利亚孟席斯总理说:结论上认为日本将继续致力解决‘中国事件’,就欧洲战争而论,它会保持中立,它将放手去自由寻求所能提供的贸易利益。“[17]26凯西认为,日本不可能进攻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因为日本对新加坡进攻至少需要花费五万军队在艰难的国家用4～5个月时间进行包围战,具有漫长交通线常易被切断的十分不利条件。如果英国派遣精英之师的话,日本冒此风险将不可能不考虑。“他认为日本入侵澳大利亚的可能性也较小,因为这将关系到大量兵力的调遣和维持,当英国舰队到达这一地区时,其较长交通线很容易被切断。“[17]26这种错误的思想导致澳大利亚实施了消极的防御方针,在1940年10月至1941年8月,澳大利亚先后派遣3个空军中队和第八师的2个旅开赴马来西亚,并在周围岛屿驻兵。可见,此时的澳大利亚仍将希望寄托于英国的远东舰队,而不注重自己国防实力的加强。

(三)外交上对英国的依附是澳大利亚对日绥靖的另一重要原因

1778年澳大利亚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1907年澳大利亚成为英帝国的自治领,英国和英联邦决定着澳大利亚外交活动的基本框架和格局。1931年英帝国会议通过了威斯敏斯特法案,声明英联邦内各自治领具有与英国平等的法律地位,澳大利亚获得了外交和国防的自主权,但它依然不能摆脱英国的影响与控制。

由于长期对英国在政治与外交上的依赖,澳大利亚没有本国的驻外使节和使团,很少和英国以外的国家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直接联系。澳大利亚长期恪守自己是英国海外延伸的一部分“的传统观念,默认外交事务由伦敦全权代理的习惯做法。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说:我坚信大英帝国在世界上产生的强大影响,当她说话时,我们应当与之保持一个声调。“[18]

在二战爆发前夕的四五年间,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子,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澳大利亚的方针以英国的外交方针为准绳,几乎达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它虽然制裁过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行径,但也支持过张伯伦的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赞扬过慕尼黑协定。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后,莱昂斯总理随即向英国首相张伯伦发去贺电说:我的同事和我都希望表达我们对慕尼黑谈判结果最强烈的祝贺。澳大利亚人与英帝国其他民族一道对你为和平而做出的不懈努力表示深深的敬意。“[5]69孟席斯还对张伯伦的穿梭外交大加赞赏,他称赞张伯伦正在做的是一项伟大的工作。我们知道你正在寻求和平。你力所能及地正在使英帝国和欧洲摆脱战争,我们支持你的行为。我们完全支持你正在为避免战争所做的努力。“[5]69因此,澳大利亚不仅接受了英国对德绥靖政策的方案,而且还积极敦促英国将这些方案付诸实施。澳大利亚政府相信,绥靖是帝国追求的负责任的和非常有效的外交政策。可见,在日本侵华问题上,澳大利亚政府采取绥靖政策与当时英国对德意日法西斯的绥靖政策有重要关系。

(四)澳大利亚对日推行绥靖政策的社会原因

1914年8月,澳大利亚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的战争使澳大利亚人为其母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4年战火,澳大利亚共有41万人入伍,其中33万人出国参战。[19]在整个战争中,澳大利亚阵亡59342人,负伤152171人,战争费用支出36亿英镑。[20]对当时人口不足500万的澳大利亚来说,代价堪称沉重。因而,一战后期,澳大利亚人民的厌战情绪非常严重。

一战结束后,和很多国家一样,澳大利亚满怀信心地步入战后年代。因澳大利亚人民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相信英帝国以及新的国际责任意识连同新的维和机制将确保世界永久和平。国际联盟的建立似乎让澳大利亚自身安全在联邦的基础上又多了一道保险“。[21]经过20余年的休整,澳大利亚的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加紧进行,以致许多人又开始沉醉在澳大利亚建立的千年地上王国的梦幻中。

20世纪30年代,处于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人们对战争的残酷记忆犹新,因此,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珍惜眼前的和平,迫切而热烈地需要和平。在欧洲,上至社会名流下至平民百姓,和平主义思潮盛极一时,这种思潮对澳大利亚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939年欧洲战争正式爆发之前,澳大利亚国内主张对日绥靖和同情中国的呼声都有。在澳大利亚国内学术界,对日妥协的稳健派观点占了上风,成了主流派的观点。该派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对英国施加影响,避免与日本作战,不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他们认为英日冲突势必要把澳大利亚卷进去,这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2]84此外,澳大利亚作为独自占有大洋洲大陆的国家,四周被太平洋环绕,具有天然的孤立感和安全感,其国民极易产生孤立主义思想。在澳大利亚建国初期,其在国际舞台上并没有强烈的追求发挥重要影响的愿望,它的关注点多集中在国内事务,在对外交往方面多追随英国,并无多少自己的见解,表现出强烈的孤立主义的特点,这从1939年5月举行的工党年会的决议中就可以看出来,决议认为澳大利亚保卫了澳大利亚联邦不受侵犯就是在帝国防卫事务中发挥了充分的作用“[12]296。可见,此时工党的国防政策是孤立主义与中立主义。

再加上20世纪30年代的澳大利亚人对中国了解较少,经贸联系极其有限,特别是20世纪以来已成为西方列强对外政策目标的中国的重要性并未引起澳洲政府的注意。[4]36同时,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澳大利亚社会情况也越来越不安定,经济日趋衰落,人民生活水平逐渐下降。此时的澳大利亚普通百姓首先关心的是如何维持生活的高水准,对中国受到的来自日本的巨大威胁并无紧迫感,令他们比较宽心的是日本正把劲头使在别处,而不是南半球。[2]79如此的大众心理构成了澳大利亚对华。对日政策的社会基础。

三。澳大利亚对日推行绥靖政策的反思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军事基地,宣告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珍珠港事件两天后,澳大利亚总理柯廷才宣布澳大利亚对日宣战,至此,澳大利亚彻底打消了对日本推行绥靖政策的念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一员,特别是南太平洋战区的建立,使澳大利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在日本侵华问题上对日本推行的绥靖政策,助长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气焰和侵略实力,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也使澳大利亚自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这次大战中,这个人口仅有720万的国家前后动员了近100万人参战,伤亡人数达95567人。[22]战争经费高达211574万镑,其中60百分号以上是借款,借款最多的1942―1943年度,借款额占该年度战争经费的716百分号。[7]240

澳大利亚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推行的绥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日本在亚洲犯下的滔天罪行,最终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历史证明:对待邪恶的。反和平的侵略势力,国际社会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决不能姑息养奸,这是当年澳大利亚对日本推行绥靖政策留给当今人们的沉重的历史教训!

探析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对日本的绥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