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理性化形成的制度因素与人文动因【3999字】
摘要:理性化是西方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是西方企业取得成功及其管理学繁荣发展的根本动力。文章在对管理理性化形成的制度因素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制度因素并不是管理理性化形成的充足条件,而人文因素才是管理走向不同模式的内在驱动力,西方的人文精神才是管理理性化形成的动因。
回顾西方企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它们能有今天的成功以及引以自豪的管理理论体系,完全是和它们在管理中所体现的理性化密不可分的,这种理性化正是西方人文精神在管理领域的集中体现。可以认为,在西方管理学体系中,理性一直以来都占据着核心地位,人们对理性的假设是普遍存在的,并具体表现为科学化。制度化。科层化等外在形式。[1]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近代理性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与各种理性的制度因素及西方特有的人文因素。文化结构分不开的。而在西方管理中所体现的理性化因素则完全植根于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因此我们在对管理理性化的形成机制进行探讨时也离不开制度和人文这两个层面的因素。
一。形成管理理性化所必要的制度因素
(一)商品文明与经济理性的形成
管理文明根源于成熟的商品文明,管理理性化产生的先决条件是理性经济环境的存在,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完全演进是西方管理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商品文明中,每一个经济主体都遵循理性人“。经济人“的假设,其行为都是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这种经济理性决定了企业管理行为必然呈现出理性化的色彩。
(二)产权制度的法律保证
产权明确才能权责清晰。一个在法律上强有力的产权制度能够明确界定交易边界,有助于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使其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从而提高社会合作效率。产权制度在市场经济中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通过制度的力量塑造出有着强烈逐利欲望的健康经济主体,使企业的财产权和剩余索取权有着明确的收益人,保证企业所有者的各种经济行为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理性行为。
(三)企业家和职业经理阶层的出现
管理理性化造就了企业家和职业经理阶层,反过来,这一阶层的形成又成为保持管理理性化的重要基础。企业家不是一个实体概念,而是一个职能概念;不是一个持久不变的职业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变动的理性选择。因而,不论是熊彼特,还是其他经济学家,都是从职能上来定义企业家的。比如,熊彼特就认为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者,突显了企业家理性精神的核心和实质。
(四)健全的人才交流市场
从整个社会来看,健全的人才交易市场能够保证每一个企业的活力。没有人才的合理流动,也就无法实现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直接导致企业的用人行为缺乏理性。只有在一定的人才市场压力下,企业内部才能按照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的原则建立起人力资源的管理体系,才能实现在企业发展的同时获得个人的成长。因此,合理自由的人才流动是企业管理行为及其员工工作方式理性化的基本保证。
(五)完善的价值评价机制
企业中一套良好的价值评价机制不仅有利于引导企业的经营行为,而且能够极大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通过价值评价机制可以促使企业克服短期行为,从而理性地将企业的近期利益和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同时,对于企业员工而言,完善的价值评价机制将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有机地联系起来,通过业绩考核在企业内部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对每个成员的价值和贡献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价,促使每个成员的工作行为趋于理性化,以达到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双赢的局面。
二。人文因素才是形成不同管理模式的内在动因
上述各种制度层面的因素对于管理理性化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引导管理理性化的产生和发展[论文网LunWenDataCom]。但是,我们在广泛穷诘各种制度条件之后,发现这些并不是管理理性化形成的充足条件,应该看到,在一些社会中这些因素并非完全阙如,但依然很难在管理中形成理性化,比如中国在经历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后,可以说上述制度因素已经有了一定的发育,但管理理性化因素在企业中仍然遇到很大的障碍。而在西方社会里,当这些制度因素一旦具备以后,管理理性化也就顺乎历史潮流地自然表现出来,为了探究这其中的巨大差异,我们必须把研究的目光投向能够表现不同社会文化的人文因素。
应该看到,人文因素才是管理的母体,它是管理走向不同模式的内在驱动力。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雷恩(Daniel)所说的那样:管理思想不是在没有文化的真空中发展起来的,管理人员往往会发现,他们的工作总是受当前文化的影响。“[2]不同社会的文化背景。人文因素会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因而其管理思想。管理行为和管理手段也就各有差异。我们可以认为,人文因素作为一种内生变量在东西方不同企业管理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是人文文化。伦理文化,它强调人性本善,长于协调人际关系,追求群体的和谐。和西方的防范性管理不同,东方管理具有引导性的特点,即通过特定的途径,使员工接受企业准则和伦理,从而形成自我管理。自觉管理的特点。这一管理不妨称之为柔性管理“,其最大的优点就是突出了人性的重要性,加强了对人基本信条和价值理念的关注,但是,在以情“为纽带进行管理的同时,忽视了法“的重要性,增加了企业管理中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表现为管理行为散而乱,并且依赖群体的惰性思想,抑制了个人创造力的发挥。[3]
东西方文化都有其积极的一面,不能绝对地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两者都有不利于管理发展的消极因素。在中国企业飞速发展的今天,一方面我们要肯定和承认东方管理模式中积极因素,而另一方面,我们企业中表现出来的严重缺乏管理理性的现象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而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是近代工业GM与西方文明相结合的产物,自弗雷德里克·泰罗(FrederickW。Taylor)提出科学管理以来,管理学的发展便始终带有西方理性化人文精神的全息特征。因此,我们应该分析一下西方人文精神在其管理理性化的形成过程中是如何发挥巨大的驱动作用的。
三。西方人文精神与其管理理性化
(一)西方传统的个人自由主义
个人自由主义原来的含义不过是指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人权,后来发生了重大的社会意义转变,西方人把个人自由主义贯彻到经济和政治制度中,成了西方传统精神中最为独特的理想主义。个人自由主义强调以人为本位的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强调个人成就和个性至上,在西方看来,只有靠个人去奋斗。拼搏和冒风险,而不是利用投机取巧。歪门邪道的方法创造出来的成就才是真正的本领,因此在具体的行为表现上更趋于理性化和个性化。西方人对自由的探求侧重于向外,以发现世界和改造世界为达到自由的途径和手段,这就促使人们去创新和进行发明,人们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技术,而很少考虑某个专家或权威的理论和看法,所以科学文化在西方得到广泛的传播。这种个人自由主义,西方人反对在前人的成就中去探索有利于事业发展的东西,而主张进行独创。在这种个人自由主义的人文精神下,理性得到了孕育,企业家阶层以其创新精神在社会范围内迅速崛起,为企业的发展和理性管理的形成提供了动力。
(二)西方天人相分“的思维观
西方思维方式倾向于天人相分(主客相分)。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二元论,亦即认为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两个各自独立。性质不同的本原构成的。早在古希腊时代,先哲们就将人与自然分割开来。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主要是自然,而人本身则在哲人们的视野之外。到苏格拉底时,他已经认为心灵是唯一值得研究的对象“。也正是由此开始,西方文化中就出现了关心人与关心自然的分野,这也正是天人相分“思维方式的体现。尤其是到了中世纪,人不但与天相分,而且成了天(亦即神)的奴婢和臣民。近代以来,随着人性的解放和科学的发展,人们不仅把无形的天(亦即神)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如尼采上帝死了“的宣言),同时,还开始向有形的天(即自然)开战。伴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的节节胜利,科学精神与理性分析亦得以发扬光大,在近现代的西方文化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影响到了包括企业管理在内的诸多人类行为。天人相分“这种在对立中求统一的思维方式使西方人对客体的分解能力强,具有分解思维。逻辑思维的特长,善于将事理细密解剖和层层推衍。西方的管理理性化正好符合了西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这也正是为什么泰罗制这种科学管理方法能够在美国推行开来的原因之一。
(三)韦伯宣扬的西方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是第一个积极宣扬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学者,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不仅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一个经济制度范畴,而且把它当作一个文化学范畴。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形成是以欧洲理性主义为精神基础。以理性的具体核算为集中体现的,具有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文化体系。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为合理而有系统地追求预期利润并节制消费的态度,并且以劳动为义务,以履行个人的职业责任为天职。其理性之处,不在于增强人们对金钱的欲望,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4]而在于为个人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提供一种伦理上的约束力。所以,西方资本主义精神不仅能培育出严格的自我约束力,激励人们以理性的态度对待他们的世俗工作,而且能在近代经济秩序中培育出合法地赚钱就是美德的价值观念。这种劳动和赚钱的态度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的经营,而资本主义经营也正是从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中吸取其最合理的精神动力。同样,作为社会人文精神在企业管理领域的缩影,西方管理中的理性化就充分体现着这种合乎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
参考文献:
[1][瑞典]斯文·艾里克·肖斯特兰。管理的两面性_雅努斯因素[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董四代。文化观念创新和管理GM[M]。天津:天津社会科出版社,1997。
[3]王明江。东西方企业管理差异的文化探源[N]。中国企业报,2001-02-15。
[4][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彭强,黄晓京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