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528(2011)04-0030-08

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既是主义发展史。主义哲学史。主义中国化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论文网题,也是当代中国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围绕着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开展了广泛讨论,发表了大量的科研论著。但是,我们看到,学界对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在许多问题上并未取得共识,甚至对其中某些重要问题的看法还存在着重大分歧。下面,我想就学界对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问题的研究现状作些概略介绍和述评,并就这一课题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提出一些看法。

一。深入研究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

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其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需要“上:

其一,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自身发展和研究的需要。主义中国化问题,是主义基本原理和主义发展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主义中国化问题包括理论和实践两大方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这两大理论成果,形成于GM。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历史任务,具有不同的理论内容和时代特点。与此同时,这两大理论成果又都是在中国党领导下在中国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中国化的主义理论,都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个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统一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由此所决定,在有关主义发展史和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研究中,务必要十分重视对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而在认识和研究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问题时,务必要把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统一起来,切勿把两者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情况来看,委实存在着某种割裂两大理论成果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性。离开继承和坚持。孤立地谈论发展和创新的理论倾向。从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自身的需要出发,深入研究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及其相互关系,揭示和阐明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的历史特点。历史经验。发展规律和优良传统,是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其二,准确理解和科学阐发党的文献许多重要理论论断的需要。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作出了明确界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并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当代中国的主义,是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十七大的这一论断和提法,在理论的外延上没有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提到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范畴之内,也改变了一个较长时期里理论界普遍认同的薄一波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的形成始于毛,成于邓“的著名提法。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提法上的变动。这个变动,涉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的理论定位,涉及对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之间内在联系性的科学估量和把握。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十七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的界定,以及关于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思想,作出深入研究和科学阐发。

其三,澄清理论是非和增进理论共识的需要。关于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在思想理论界存在着很大的认识分歧。一方面,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左“的和右的两种思想倾向的干扰。比如,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背离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社会主义走上了一条修正主义邪路;有人则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所走的道路实质上是一条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根本内容正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实际上是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有人认为,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绩是坚持儒家仁政“的结果。另一方面,在主义理论队伍内部和某些主流媒体的宣传中,对于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看法突出地表现在对毛泽东思想理论定位和理论作用时限的界定上,表现在对两大理论成果内在联系性的分析和估量上,表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基础的界定和阐发上。比如,有的学者把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定位界定为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新民主主义GM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有的则把毛泽东思想界定为是中国人民完整的GM建国理论“,其理论作用的历史时限是止于1956年。有许多学者虽然也承认毛泽东在1956年以后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了艰辛探索,并取得某些思想理论成果,但对这一探索及其所取得的思想理论成果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则有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从总体上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失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有的学者则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探索及其所取得的思想理论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作用主要是两条:一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某些可资借鉴和吸收的思想文化资料,二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上述种种看法,都涉及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理论定位,涉及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科学体系。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的科学评价,需要加以深入研究。

二。两大理论成果关系中的

几个深层次理论问题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指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之间的联系问题,这是个整体性的范畴,而在这一关系即联系之中却包涵着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

其一,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和理论定位的界定问题。这是研究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问题的一个基础性。关键性和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毫无疑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两大理论成果,这两大理论成果形成于主义中国化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内容和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如果把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作简单的区分,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只界定为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新民主主义GM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或中国人民完整的GM建国理论“,把毛泽东思想历史作用的时间限定到1956年,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界定为在领导下,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即当代中国的主义,这样的界定,存在着如下三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是如果把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涵和理论定位只界定为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或GM建国理论,把毛泽东思想历史作用的时间只限定到1956年,那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二是如果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作用限定到1956年,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起点界定为1978年,那么,中间这20多年就形成了理论空白,就容易得出毛泽东在1956年后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失败的结论;三是与上述两个观点相联系,必然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但不包括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而且恰恰正是否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结论的结果。显然,学界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和理论定位的理解和界定,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这里涉及对十七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界定的准确理解和把握问题。

其二,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之间在理论内容上的内在联系性问题。应该指出,党的十七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的界定,是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外延而言的,这个界定中未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范畴之内,是就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理论成熟性而言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否定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间在理论内容上的内在联系性。应该说,我们党领导和推进的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统一的既相互连接又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着内在的本质的一致性,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之间在理论基础。价值取向和哲学依据等方面必然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和统一性。理论工作者的一个重要历史责任,就是要深入揭示和阐明两大理论成果之间的这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性和一致性,而不能把两大理论成果之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从目前学界对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研究情况来看,多数学者是肯定两大理论成果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性的,并对毛泽东思想中许多重要理论内容的当代价值作了深入分析,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理论界有关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研究中,也存在把毛泽东思想中的许多具有重要当代价值的思想理论观点只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思想文化资料,甚至把贯穿于毛泽东思想中的具有中国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视为一般性思想观点的看法和倾向。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近一个时期以来,理论界有的学者主张,在有关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研究中,应该从总体上把毛泽东思想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三个基础“,即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这个基础“,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中,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理论组成部分之中。显然,这一观点和研究思路是十分新颖的。

其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问题。这是一个有关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身内容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对此,学界曾进行过较长时期的和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提出过不同见解。有的学者提出,与当代中国主义理论的形成相适应,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应具有新的哲学形态;有的学者认为,与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相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应抛弃过去的斗争哲学“和矛盾思维“,而应坚持和谐哲学“和和谐思维“;有的学者提出,与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和建设和谐社会“相适应,应该用中国古代的和合学“和西方的人本主义来补充主义哲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确定为科学人本主义“,等等。十分明显,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问题,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要以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问题。鉴于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性,以及在学术讨论中不同观点分歧的鲜明性,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一步深入地开展研究和讨论,以便增进学界在思想理论上的共识。

其四,关于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问题。从根本的理论意义上或逻辑关系上说,我们既然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统一的思想理论体系,承认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承认毛泽东思想是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承认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具有中国党人特色的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么,就必然要承认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是对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可是,从学界关于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也开展过许多很有意义的讨论,也发表过一些很有见地的论著,但从总体上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分量的论著并不多见。我们看到,一个时期以来在学界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创新的论著委实不少,但是,从哲学上特别是在继承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深入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的论著,并不多见。有的学者离开实事求是讲解放思想,离开对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坚持去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有的学者虽然也谈到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问题,但对这一创造性应用和发展又缺乏整体性概括和深入具体的分析。应该说,上述情况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对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内涵和科学性的理解问题,也有对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辩证关系的把握问题,都是需要加以深入研究和解决的。

三。研究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视野和方法

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需要有科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这里所说的研究视野和方法,着重讲的还是哲学的视野和方法。具体说来,有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要把毛泽东思想放在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加以整体性考察,从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问题。根本经验和历史特点中揭示和阐明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党人历史活动的主题和总任务。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或根本涵义,是把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和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两大历史课题。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与此相关,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则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思想则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GM的长期斗争实践中。特别是同对党的事业危害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斗争中形成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乃是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是对中国GM历史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是具有中国党人鲜明特色的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1](P109)另一方面,正如历史决议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在毛泽东所撰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中所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P836)这就是说,要把对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在认识和研究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时,一方面,要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主义发展史上和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的理论创新及其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又要强调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出科学论证和阐发。对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要善于把握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善于从毛泽东领导中国GM和建设的具体的历史的经验中揭示对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东西。我们看到,在毛泽东领导我们党推进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个显著的理论特点,就是对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主义哲学在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对我们党领导的中国GM和建设历史经验所作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所确立的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所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所形成的在实践中创造性学习和运用主义哲学的历史特点和优良传统,都具有真理的普遍性,需要认真地加以总结和发扬。

其二,要认真深入地研究及历史决议关于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结论和方法,从中深刻把握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之间内在的和本质的联系性。众所周知,历史决议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者领导下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开展拨乱反正的伟大成果,是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基础,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继续前进的指南。正因如此,深入研究和把握这一时期及历史决议有关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当代价值的结论和方法,对于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看到,历史决议的核心内容是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正如所强调指出的,历史决议的中心内容和着力点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3](P300)认为,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和政治问题,历史决议如果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3](P300)我们看到,和历史决议强调指出,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严格区分开来,为了开创社会主义美好未来就应坚持我们党历来遵循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指导方针。而在严肃认真地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时,又必须分清错误的性质,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对毛泽东的功过作全面分析和评价,对借口毛泽东晚年错误全面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历史的非毛化“倾向给以鲜明的批判。我们看到,在指导下,我们党用党的中央全会决议“的形式,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作出了明确界定,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作出了理论阐发,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作出了科学概括,对贯串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中的活的灵魂“作出了深刻揭示。这就从理论上科学总结和深刻阐发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政治结论。我们看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论述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在指导思想上的联系或关系,指导党的实际工作,强调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等问题时,总是把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紧密结合起来。比如,他是通过强调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来实现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他对自文化大GM“后20年历史教训的总结归结为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4](P118)他强调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3](P300)他反复强调指出,实事求是“是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过去搞GM靠实事求是,现在搞建设和改革也必须靠实事求是;他把自己提出的具有创见性的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的哲学依据,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即毛泽东所说的实事求是,等等。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典范。我们还看到,在历史决议中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探索适合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道路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经验和新的认识,从理论上作出了十条概括和总结。这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其中既包括从文化大GM“的历史教训中得出的基本结论,也包括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正确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在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GM“之后,的社会历史发展处在一个重要转折关头。历史把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课题摆在中国党人面前。这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如何根据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的伟大历史贡献,正在于科学地回答了这两大历史课题,而这两大历史课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正确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从历史决议的制定到现在,已经历了整整30年,这期间我们党召开过六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理论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应该强调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经历了30年巨大发展的今天,历史证明和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所作出的科学评价和理论定位,仍然是正确的和必须始终坚持的。

其三,深入学习和领会。胡锦涛及有关中央文献中关于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重要论述,把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坚持和发展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紧密结合起来。我们看到,在的有关论著中,他不但充分肯定了在我们党和毛泽东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和胜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意义,指出这是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了基本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为迈向光明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还更深刻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毛泽东又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尽管在探索中有曲折甚至有严重失误,但在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不但在实践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开创了一条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科技创新之路,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和基本指导方针。强调指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党人,根据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GM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他深刻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毛泽东同志的GM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他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列宁主义,是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承担起历史的重任,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拥护和成为领导中国GM和建设事业的核心,就是因为我们党经过艰苦斗争的反复锤炼和理论的创造,形成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坚定地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永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①我们也看到,在胡锦涛的有关论著中,对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作了进一步明确的和深刻的论述。他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正确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原则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理论内涵加以界定和阐发,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GM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5](P641-642)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和从总体上阐明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历史贡献及其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指出: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GM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5](P639)他深刻地指出,毛泽东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形成于GM。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于不同的历史任务,但是,这几大理论成果乃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思想体系,是我们要始终珍惜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贯穿在这几大理论成果中的活的灵魂“即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始终一致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不断开创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贯穿这个科学思想体系的活的灵魂,始终坚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基本方面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5](P645)应该说,和胡锦涛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和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长远指导意义。正因如此,那种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只界定为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或GM建国理论的观点,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作用和科学价值只限定到1956年的观点,显然是不妥的。

其四,深入了解理论界关于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科学体系。当代价值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准确把握学界对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普遍共识。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因而必然引起理论界的极大关注并加以深入研究。理论界对于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研究,既包括对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相关重要历史文献有关论点和结论的说明。阐释和发挥,也包括进行独立的和深入的学术探讨并得出相应的结论。我们看到,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多年中,学界关于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研究,关于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的研究,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的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基础的研究,等等,十分活跃而深入,科研成果也颇为可观。这些研究成果,有的表现为专史,如主义史。主义发展史。主义哲学史。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和主义中国化史。从历史衡量毛泽东等;有的表现为专论,如毛泽东哲学思想。论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主义哲学中国化。毛泽东思想若干理论研究。学哲学,用哲学。毛泽东哲学与当代中国的主义。毛泽东哲学三论“与党的理论创新。论中国化形态主义哲学。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视野等;有的成为高校哲学专业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统编教材,如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有的收集在作者的自选集“中,有的则收集在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和相关学术研究述评中,等等。我们注意到,有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党史。党建。外交。军事。祖国统一等多方面深入地研究和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具体理论内容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有的学者还更加深入地探讨和总结了我们党和毛泽东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作指导失误的深层次的国际环境和社会历史根源与认识论根源,这对于从理论上深入阐明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鉴于主义哲学在推进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特殊重要性,我们对于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以及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和提出的某些新思想新观点,给予了高度关注。我们看到,的一些学者在对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研究中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是很有新意的,所作的理论分析也是十分深刻的。比如,一些学者所作的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内涵和理论定位的界定,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特点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深远意义的概括,关于毛泽东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重要性和普遍意义的阐发,关于历史决议有关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及其重要现实意义的分析,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基础的明确概括和阐发,关于主义中国化历史特点和优良传统的概括和倡导,关于主义中国化文化内涵和主义中国化具体形式的分析和概括,关于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创造性应用和发展的研究与概括,关于党的历史文献中某些重要论点和提法的理解与阐发,以及关于对一个时期以来思想理论战线某些流行的社会思潮的研究。分析与批判,对某些重要思想理论界限的分析与澄清,等等,都很有新意。这些研究,充分地表现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感,坚持和发展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以及求真务实的学风和态度,从而也大大地推进了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当然,亦应看到,在我们党领导和推进的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还有许多重要的深层次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其中包括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中所涉及的某些深层次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须加以深入研究;与此相关,为了推进这一研究的深入发展,亦须本着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指导原则,在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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