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柏林大学的改革，北大改革多半是由于其自身原因刺激的。改革前的北大，腐败习气严重，当时的学生大多是官员或者富商的子弟，他们终日浑浑噩噩，无所事事，根本不是为求学而来，只是为日后的升官发财寻求一个契机。自古以来的功利主义的读书观在北大又进一步僵化，即使不读书，在北大求学完毕后，照样拥有“颜如玉”，照样住着“黄金屋”。所以，出现老师对着学生毕恭毕敬地“老爷”“老爷”地伺候着，也不足为奇了。这种现象严重践踏了老师的权威，自然不会有真才实学抑或热心教学的学者们前来一展身手了。因此，改革北大势在必行。

正因为如此，这两所学校的改革从一开始便寄予了人民的厚望。民族振兴的

2.2  保守势力的阻碍

19世纪初，柏林大学便发展起来，当时所面对的保守势力是欧洲的天主教神学。在西欧的近代的教育改革中，德国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便是国家从教会中收教育权的问题。曾经的天主教势力太过强大，“教皇的奶牛”这个称号贴切地反映了宗教的影响之深。神学在大学的课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科学却得不到重视，整个国家发展受限。所以，洪堡在改革时，反对的便是这腐朽的宗教气息，使得柏林大学完全脱离教会的控制，从而让科学渗透到宗教的领域之中，让科学取代宗教成为大学的主要内容。正是在洪堡柏林大学的推动下，国家的科技实力大步上升，综合实力上涨，成为当时第二大工业强国。

比柏林大学改革晚了一个世纪的北大，面对的保守势力则是腐朽的封建官僚主义。官僚政治在中华文明中有着两千年的历史，想要快速、彻底地推翻、改革是不切实际的。蔡元培在改革期间，北大学派纷呈，各种新思想交相碰撞。为此，北大的遗老们甚为不满，经常对北大进行恶意造谣和诽谤，使得不了解情况的民众也对蔡元培多加责难，例如蔡元培开创了招收女子进入大学的先河，便在社会掀起了激烈的论争，连教育部都公开斥责蔡元培，蔡元培多方辩白，并发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一文来反击保守势力的阻碍：“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恃一孔之论……论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则深以为怪。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从此百家争鸣的格局在北大铺展开来，校园自治精神得以保存，才使得北大改革有了黎明的曙光。

由此可见，改革的价值正是在于无论面对的保守势力是天主教还是封建官僚，都勇于迎难而上，正面解决问题。如果说洪堡采用的是循序渐进、逐步渗透的改革模式，那么蔡元培的改革则可以说是大刀阔斧，一蹴而就。二者异曲同工，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源]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3.  办学目的

洪堡和蔡元培的改革在办学目的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在服务社会方面尤为突出。

洪堡认为：“绝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而应当坚信，只要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它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政府的目标”。 也就是说不是不让大学服务社会，而不能把服务社会当做头等任务，而是把学术放在首位，实现了学术这个目标，服务社会的目的自然而然地就能达到了。因此洪堡始终强调大学应该和社会利益分离开来，成为研究型大学，“寂寞、自由”正是他所倡导的，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专注于学术。早在哈勒大学，这两点已经被反复强调了。洪堡对于柏林大学的努力，使得它成为德国科学和艺术的中心。在一战前的诺贝尔科学奖的42名获得者中，有14名来自德国，其中有8名正是出自于柏林大学。柏林大学专注于学术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德国的学术传统，它的严谨，以及对于学术的热爱使得德国的很多学者诸如黑格尔，费希特闻名于世界，相较于我国积习已久的功利主义的读书观，是值得反思与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