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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言文一致，现代汉语逐步形成，使得词汇研究材料由古代汉语转变为现代汉语。[1]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出版，标志着转变的彻底实现。对现代汉语词义的研究以三十年代为开端，徐沫在1937年发表的《意义底错综》一文中揭示了词义的差异性。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还有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同义词的现象。1940年，汪馥泉在《语汇试论》中首次研究了词义发展的问题，他的这一研究对后世研究起了开创性的重大影响。在他之后，张清常在《周论》上发表了《辞义演变与文言文》一文，文中也探讨了这一问题。在这一阶段需要提到的是王力在1947 年发表的《新训诂学》一文，作者不仅肯定了传统训诂学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指出了它的缺点。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传统训诂学向现代语义学的转变。
由此看来，这一阶段汉语词义的研究处于起始阶段，为今后学者研究词义的性质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领域比较狭窄，问题不集中并呈零散分布，因此本阶段对词义的性质研究并不全面，全面的研究词义性质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
（二）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的汉语词义性质研究
汉语词义研究进入五十年代，对汉语词汇的研究进入高潮。五十年代初学者们主要探讨了关于词的界定、基本词汇等方面的问题。这一时期学者们研究的核心是词语的形式，重点解决汉语语汇的形式和构造问题。另外此阶段的研究也关涉到了词义方面的内容。如1957年，周祖谟在《汉语词汇讲话》中讨论了词义的性质、语音和词义的关系、词的多义性等方面的课题。[2]周祖谟对词义多义性的论述得到了整个学术界的认可，在教学中也成为词汇教学的基本内容。1957年崔复爰在《现代汉语词义讲话》中也阐发了与周祖谟雷同的观点。优尔十年初，学术界就词义与概念义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探讨。1961 年，岑麒祥写了《论词义的性质及其与概念的关系》，该文章在《中国语文》第五期上发表。还有苏宝荣在《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中提出了“汉语词义的民族性特征”， [3]还从词义与民族心理、词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研究。以上的对词义的性质研究，虽然理论成果分析还比较肤浅，一般只是提出问题，表明作者观点，缺乏充分的论证，但是对人们今后深入研究汉语词义性质是有一定帮助的。
（三）八十年代初至今的汉语词义性质研究
这一时期的词义性质研究进入了全面发展期，这一阶段研究取得了相对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一阶段先后出版了几部重要的专著，如张永言的《词汇学简论》，此外还有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词义的分析和描写》及苏新春《<汉语词义学>文化的结晶——词义》(1994)、《词义文化的钩沉探赜》(1997)等，这些作品都对词义性质的研究有较深入的挖掘。
从总体上看，词义的性质研究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汉语词义的性质研究仍缺乏一批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突破性成果。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受学科自身的特点制约。词义研究具有综合性及跨学科性的特点，研究所需要的材料积累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因此，词义研究所要求的多学科并肩作战以及漫长的资料整理致使词义研究在短时间内不能取得迅猛发展。二是国内学术界对词义性质研究的重视程度较低，从国内发行的各类汉语言文字学核心期刊所发表的论文中现代汉语词义学论文所占极小的比例就可以证实这一点。1999年，《中国语文》发表文章93篇，但没有一篇专论词义。2000年，该刊物刊登文章84篇，其中只有三篇专论词义 。虽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但所占比例仍然很小。三是缺乏一支阵容强大且比较稳定的科研队伍。目前对词义研究的骨干力量仍是一些老前辈，科研队伍已经老化，培养后续力量迫在眉睫。符淮青在《汉语词汇学史•结语》中呼吁：“为了学科的发展，希望学术上多做提倡引导，吸引更多的后来者。”[4]因而，年轻的硕士或博士有望充实到研究队伍中来，给词义研究带来新的理念、新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