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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性挣扎：寻求解脱
在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中，苏童是为数不多的，至今仍保持着旺盛创作生命力与不断探索热情的作家之一。很多评论者都注意到了他从先锋到新历史主义再到新写实写作的平稳转型，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苏童的小说无论在形式上如何变换，都有一个不断推进、愈发深刻的主题。在《黄雀记》中，苏童的江南烟雨迷蒙的少年记忆与他的思想成熟勾兑出了本文独特的的主题思想。
（一）罪与罚
苏童的小说写作“直面人性的复杂与丑恶”[2]。为了保持遗照的“新鲜”性，祖父在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都要去拍照。由于照相馆的失误，保润拿到的不是祖父的照片而是一位不认识的愤怒的女孩儿，保润对她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亲近。祖父再次去拍照的时候，在镁光灯的照射下一股青烟冒出来，他的魂丢了。祖父为了找回他的魂，在香椿树街到处找藏在手电筒里的祖先的尸骨。保润母亲粟宝珍把祖父送进了井亭医院，一个精神病医院。保润的大好青春留在了井亭医院，他为了不让祖父挖树，学会了用绳子捆绑祖父，掌握的花样二十多种，譬如民主结、法制结、香蕉结、菠萝结等。苏童笔下的亲情关系、人际关系显得非常的冷漠，保润作为祖父的孙子，他只是专注于利用祖父的身体，搞革新试验，研究最完美的捆绑工艺，是为不孝。保润被别人请去捆人的时候，他是不想去的，但是在“征服”了越来越多且陌生的身体，他感受到的是新鲜、刺激，这是一种病态的快感。而这些都是有罪的，虽然无关法律法规，但从道德层面来说是一种变相的心理安慰，是一种可怕的征服欲。保润最后一次捆绑的人是他“亲爱的仙女同志”，是他暗恋的对象。仙女被强奸与保润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捆绑了仙女，柳生才能够如此容易地强奸了仙女。从法律上来说，他是柳生强奸仙女的帮凶。保润是一个十足的倒霉蛋，他替柳生坐了十年的监狱，但从另一种层面来说他又何尝不是罪有应得。如果一切能够重新来过，保润没有捆绑人的习惯，也许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柳生强奸了被绑的仙女，他犯了罪，在母亲邵兰英的运作下他没有进监狱。他的肉体是自由的，但是他的心灵是不自由的，他永远活在愧疚、自责当中。水塔事件后，他第一次遇见仙女“记忆放射出令人惊悚的尖利的光芒”，他自知对不起仙女，会“下意识的捂住半边脸”。柳生在十年当中碌碌无为，只是做本分生意，这与水塔事件不能说没有关系。父母经常在他耳边絮叨：他的自由、他的快乐、他的全部幸福都是捡来的，不能骨头轻，要夹着尾巴做人。
仙女从小就知道自己长得漂亮，家境虽贫寒但她以自己的漂亮为资本。她恨保润绑了她，也恨柳生强奸了她，在收到了柳生家的钱后，她只供出了保润。仙女去外地工作与这有直接关系，而仙女的出去却导致了她的堕落，在外面这个黑色的大染缸里沉沦、淹没。“在苏童小说中，不管人物内心理性与非理性怎样纠缠、搏斗，怎样费尽心机，结局无一不是由理性走向非理性，最后不是导致看我沉沦、堕落、伤害，就是群体灾难”[2]，水塔事件是三个少年所犯下的罪，但却是由三个家庭承受这个结局。
（二）无法逃脱的命运
“在苏童的小说中，真实的虚妄、历史的虚无、命运的偶然，都成为叙事策略背后基本的命题”[3]。祖父在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都要去照相，儿媳妇粟宝珍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都会进入某种战斗。在儿媳妇看来，祖父照相便是宣告着儿孙们的“不仁不孝”。在祖父丢魂之后，粟宝珍果断地把祖父送进了井亭医院，不惜让保润青春期的大好时光，都挥霍在井亭医院。一个母亲肯定会把孩子的未来看成是最重要的，而粟宝珍则把儿子推进了精神病院，把儿子最好的时光留在了那里。这是命运的推动。在井亭医院里面有一个仙女，而保润是必定要去邂逅仙女的，无法逃脱。保润喜欢仙女，在旱冰场事件后，保润做了一个梦：一群陌生人包括仙女站在巨毯上，只有他上不去，无论如何，他都够不到巨毯，够不到仙女。这个梦是命运的预兆，不管过程会怎样，保润都不会得到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