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易提出了时“位“这两个相当重要的观念,时“与位“有区分也有联系,两者都与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道“紧密相连,是道“之时“。道“之位“。儒家。道家。和禅宗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这种道“之时“位“观做出了回应,生成了各具特色的君子人格“。圣人人格“和超越人格“。三者共同熔铸成中华民族所共论文网有的人格品质。

关键字:周易时位道中华人格

周易是中华民族的一部智慧书“,其中的许多观念对于整个中华文化而言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时“与位“就是这样的两个观念。历代的易学家对于这两个观念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进行了着力探究。但在当代,尤其是近十年的周易研究中,研究者对于这两个观念都较少涉及。在我看来,无论是在周易史还是在周易文化的研究中,时“位“的观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它们在讨论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的人格精神时,更具有源初的意义。本文旨在从文化的角度对周易中的时“位“观念及其对中华人格的形成和影响作一番考察。

一。周易中的时“位“观念

周易是中华民族最为古老的文献之一,被誉为群经之首“。周易分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其中,易经包括卦名。卦辞。爻题和爻辞;易传包括汉儒称之为十翼“的上下彖。大小象等七种十篇,都是后人对易经的解释之词。在构成周易的这些文本(尤其是易传)中,时“位“观念频繁出现,它们可以说是周易的两大基本观念。

周易中的时“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对自然界中时间流转。四季变化的描述,如:观天地之神道,而四时不忒“(观卦·彖传),变通莫大乎四时“(系辞上传·第十一章)等,这一类时“都是对外在自然界变动规律性的归纳总结,故可以解释为时间。时辰。时节等;另一类时“则是对人事活动的概括,如:君子藏器於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系辞下传·第五章),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卦·彖传)等,这多是强调社会活动的规律性,故可以解释为时务。时局。时势等。

这两类时“的观念的形成方式是各不相同的。表示自然时序的时“是直接得之于对自然的观察,即所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贲卦·彖传)。此处的天文“二字尤为重要,古人对于四季变迁的观念就来自于对天之文“,即星相。云霞。雨雪。霜降等的直观感受。他们就是从这种直观感受中抽取了时“的观念,作为他们对外在自然进行解释和把握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科学的把握方式。古之人又将这种对自然时间性的体察方式运用于社会,与四时合其序“,以对待自然界变化的方式来对待社会变化,从而将时“的观念从自然界扩展到了人类社会。虽然人类社会的运动发展规律与自然规律不能等量齐观,但是在变动不拘“这一点上,两者有着共通的结构。周易就是在对这种内在变化规律的把握上将时“这一观念运用于人类社会的。

再来看周易中的位“。位“在周易中也有两层含义:一者是爻位“之位“,即以--“和_“作为基本符号的排列组合方式;另一者,是与人之所立“之时“相对应的人之所立“之位“。爻位“之位“,有初。二。三。四。五。上“之分,以示爻与爻之间的联系与活动;人之所立“之位“则也多与君子“等相联系,如君子进德修业,……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乾卦·彖传及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同上)。两者与物理中的表示空间的位“不同,都与点。线。面。体的关系无关。因此,不能作空间“理解。

作为爻位的位“,表示事物在同一卦中不同阶段上状况,一卦中的六个爻象征着六个不同的位置,对于分居各位的阴爻阳爻而言,就有中位“。正位“之分,又有当位“不当位“之别。在这里当位“的观念最为重要,它意味着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同一个位“上,不是谁都会一定得吉或获凶,这就要根据每一卦的卦时“以及阴阳各爻的具体位置而言。由此可见,位“的吉与凶就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要求对各种因素作全面的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不失其位“。得位“。当位“。这种对各种因素综合考察的品质应用于社会生活,即是要求人们对自己所在之位“,无论是职位还是地位,无论是上位还是下位都要有全面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变动的社会和人生,真正做到得中正之位“,成就事业。

周易认为宇宙间的一切变化都是时“位“间的变化,即:时“与位“是并生而存在的。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都代表了一个独特的时“,每卦六爻,又代表了一时“之中的不同之位“,如在乾卦这一时“中,由初爻到上爻分别代表了潜“。见“。惕“。跃“。飞“。亢“等六个位“。这即是表示位“于时“中。而夫‘时’也者,六‘位’莫不有焉,各立其位以指其对。“①也正说明位“中有时“。总体上而言,位“是从属于时“的。周易中的当位“与不当位“之说,就是要考虑位“是否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时“(周易·艮卦·彖传),从而将抽象的时“与位“化为和人紧密相联的规范性原理,以此作为人生实践的预示或指南。由此便可以看出,周易中的时“位“观念是密切相联的,时“不离位“,位“不离时“,

对于人而言,时“的观念可以说是外在于人的客观情势,对于其所代表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人是无法选择的。人们对于时“,只能是一种审“的态度。所谓审时“,即是理性的把握,要求对于客观的环境要有全面的认识。而且,人不仅要审当前之时“,还要审将来之时“,这即是通过当前之时“来度势“,势“是时“的将来时,是时“的趋势,是时“的发展方向,,审时“的目的就在于度势“。

相对而言,位“的观念更多地侧重于人的可选择的主观的一面,尤其是个人的主观态度,与时“相比,位“是人可以选择的,人的能动性,就体现在对位“的选择与调整中。当位“的当“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恰当,这是针对人对于位“的选择而言的,强调量力而行,这就要求人们对于自身能力要有清醒的认识;当的另一种含义就在于适当,这是强调在由人组成的社会系统中,我们不仅要根据自己的主观情况选择适当的职位和地位,更要根据自己所处的位“来协调与他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有将选择上的恰当“与调整上的适当“相结合,才是全面的当位,也才是对位“的真正准确的把握。

这样一来,时“与位“的关系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成了主观能动性同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问题。对周易中时“与位“的把握,就是对我们自身和自身之外的世界的关系的把握,这种把握的本质,就是个人如何适应外在世界,建立和保有独立人格的问题。从这一点上讲,周易的时“位“观同我们这个民族所独有的中华人格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二。道“之时“位“

对于周易中时“与位“的理解不应仅仅只停留在以上这一层次。作为中华文化源头的周易,开创了以后蔚为壮观的灿烂文明,其关键之处就在于易“的观念的提出,及其与道“的关系。

对易“的解说有很多种。其中,易“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蜥蜴,很可能是因为人们从蜥蜴(即有可能是变色龙)的体色多变中抽象出了变易“之观念;周易中论易“,取其生生不息“。变动不居“之理,所以有生生之谓易“(系辞上转·第五章),易“以此生生之道调和阴阳,故易者,阴阳之道也“(朱熹周易本义·周易序)。而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传·第五章),易“以调节阴阳而近道“。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易“与道“一样,都是中华哲学的最高范畴。

易“与道“的对应,有如道“与太一“。太极“之间的对应,古人曾有明言: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即混沌“)。……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②所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与老子论道“之语极为相似。汉桓谭说:言圣贤制法作事,皆引以为本统,而因附续万类,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谓之‘易’,老子谓之‘道’。“③阮籍也曾言道法自然而为化“④。化“者,易“也,所以,道“与易“是一物而两体,都是由宇宙间众多的周期性运动中抽象而来的哲学的最高范畴。

与道“的强调有和无相比,易“强调变与不变。道“以静观的方式看待阴阳之间的作用,强调有“与无“之间的相互转化,让无“中之有“化生万物,让有“中之无“来统摄万物;而易“则以动态的方式面对阴阳,突出变“与不变“之间的相互依存,以不易“中的变易“产生世界,以变易“中的不易“来解释世界。道“与易“都是在对宇宙规律的感性直观的基础上抽象出来的,两者所面对的都是一阴一阳这种中国哲学中宇宙万物得以生成的物质,两者都从自己的角度对这种阴阳化生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给予了阐释,也都在这种阐释之中确立了同样的本体地位。所以,如果同从一阴“一阳“观之,道“与易“是同一个概念,具有同等的地位。易“所具有的不易,变易,简易“的特征同样也是道“的特征:道“既可以指创生宇宙的本体,这样的道“,是本体论意义上的道“;道“还可以指宇宙运行的内在规律,这样的道“,又是方法论上的道“。因为道“是本体,虽然它创生了宇宙世界,但作为本体的自身没有变为别的东西,这即是其不易“;而它又是规律性,又是要在具体的环境中起作用的,所以,从方法论上讲,它又是变易“的。另外,道“可以是一“,可以简单地以一“来代替,所以道“又是简易“的。正是因为易“之特性即是道“之特性,所以易“就是道“。

周易中的时“与位“是易“之时“与位“,也就是道“的时“与位“。道“作为宇宙最高范畴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心“与物“的统一,在道“那里,时“与位“之间在主观与客观。情态与态度的区分都被超越了。中国哲学中的道“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对存在和存在者作明显的区分,可以说,道“是存在“与存在者“的统一。这样的道“所彰示的是一种和“的境界,即是一种时“位“未分或超越时“位“之分的境界。所以,周易中对于时“和位“的把握就成了对最高范畴道“,以及这种道“之后的和“之境界的把握和追求。

以这样的道“之观念来反观周易中的时“与位“,我们就要对原来单独存在着的时“与位“进行重新审视。

在周易研究中,很多人都认为卦“多表示“时“的含义,爻“多表示位“的含义。在周易整体而言,六十四卦是六十四个时“,每卦的六个爻就是每个时“的六个位“,这一系列的时“与位“都是阴阳二气的表征,也就是易“的表征。朱熹有言:卦者,阴阳之物也。爻者,阴阳之动也。卦虽不同,所同者奇耦。爻虽不同,所同者六九。是以六十四卦为其体,三百八十四爻互为其用。远在六舍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朱熹周易正义·周易序)。这正说明,时“位“是一阴一阳的时“与位“,即是道“之时“,道“之位“。

这样一来,时“与位“就不再限于对四时轮回。万物更替的简单表现,而有了更为深广的内容,是故一世之治乱旁通,时也。一身之行为动静,亦时也。群动之心,而与辞者几亦。“⑤。在周易中可以感知到的只是时“与位“内在含义的一部分,而正因为时“与位“是道“之时“位“,故而在有形有象的卦形和卦象之后,有着无形无象的内涵,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见者也。已形已见者,可以知言。未形未见者,不可以名求。“(朱熹周易正义·周易序)。这正是将易“上升为道“的高度之后产生的崭新境界。

在前文中我们说过,周易中的时“与位“是指向人生的,确切的说,是直接指向个人人格的建立。而在这种新的境界中,时“与位“已经同道“一样,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时“与位“不再是指向个人,而是指向大写的人“即人之为人“了。如果说单独的时“与位“对以后文化中的各家各派在人格的问题上提供了某种伦理道德上的规定性的话,那么,与道“相通的时“与位“的观念就为这些派别的人格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范式“或模本“。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源头之一的周易为后世的诸子百家所提供的就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一个各取所需,自由发展的广阔空间。中华民族在这以宇宙本体的道“的指引下建构了一种圆融“的人格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构成中华文化的主体的儒家。道家和禅宗分别吸收了这一范式,结合自己对道“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人格理论。

三。儒。道。禅对道“之时“位“观念的回应

对周易及儒。道。禅三家思想作文化上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以易经为中心的周易系统是先于儒家。道家。禅宗思想产生的,并对三家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中国两千多年的学术传统来看,这样的一个推论并不草率,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周易思想的儒家。道家和禅宗是不可想象的。

正是周易具有如此特殊的地位,我们在上文提到的‘道’之‘时’‘位’“的范式对于三家来说才显得格外重要,正是在对这一范式的回应中,三家建立了各自的独特人格观念,各不相同而又不离其宗。而其中关键就在其对道“的理解上。

儒家以仁“作为其哲学的生命点,他们同样用仁“来解道“。儒家的仁“之道“有内在与外在两重表现:内在地,它表现为个人的内在修养;外在地,它体现为一个社会和国家的风气及道德状况。

儒家的这种仁“之道“直接得之于周易。周易不易“中蕴含变易“,所以大而无外“;又于变易“中始终有不易“在,故而能久而无穷“,因此,周易有言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系辞·第五章)。盛德“与大业“正是儒家以仁“之道“为基础的内圣外王“思想的内在和外在目的之所在。周易又讲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大有卦·彖传)。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大有·象传),遏恶扬善“即是应乎天而时行“,周易还谈到天之大德曰生“,这正是后来中庸中的天地之化育“之意,由此可见,儒家所讲的仁“正是将周易中易“的化生万物“的特质发挥为善“,从而从中抽取了仁“。儒家以这样的仁“释道“,就以这样的仁“来创生自己独具特色的时“位“观念。

儒家继承了周易所提供的范式,非常重视时“与位“。在儒家的经典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谈时“位“的场景。如孔子赞扬他的弟子南容说: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这即是以邦有道“与否作为时“的解说,是将仁“之道“外化为社会政治道德状况所得出的处世准则,强调依据外于自身的时“做出适应性的改变,达到随机应变,随时“俯仰。再如,孔子的弟子谈到孔子时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这里,意“是私意“即臆测,必“即武断,固“即固执,我“即自以为是。孔子绝此四种态度,实际是将仁“之道“内在化,强调要以客观条件而不是个人意愿作为行事处世的标准。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则将内在与外在两者统一了起来,成为了儒家关于时“的经典表述。

与这种时“的观念相一致的是体现在儒家经典中的位“的观念,孔子有言: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这是强调立位“之本,位“本之于道“,道“立起来了,位“也就有了。又如孔子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主张根据自己所在之位“决定自己的作为。孔子还讲: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更是强调内在思想也要与所处之位“相一致。这种对人的外在行为和内在修养起规定和约束作用的位“就是仁“之道“在为人处世中的显现。

儒家的时“位“观,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所独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们对时“位“的强调,落实到个人层面是为了个人在待人处事上的通达,落实到人与社会的关系层面则是为了国家社稷的长治久安。其所推崇的君子“就是这种时“位“观念的实践者。在儒家看来,所谓君子,一方面要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则要;在其位谋其政“。儒家对时“位“的理解侧重于社会环境的层面,他们所注重的是面对现实的社会,君子应有怎样的作为,以及如何作为。这是他们所主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时“位“在他们那里更多的现实的时“位“,而非道家那里理想之时“位“。

孟子有言: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不贪谓之清“。胜任谓之任“。宽以待人谓之和“,这些都是儒家所提倡的君子所应具备的基本品质。孟子在这些品质之外,尤其强调孔子对时“的身体力行,这就特别突出了孔子对于那个时代所独有的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意识。这是他区别于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所在,也是君子人格的内涵之所在。孟子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公孙丑下),这种舍我其谁“的气概正是君子人格在那个时代的杰出体现。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孔孟这些圣人“身上,在其他儒家思想的实践者身上也比比皆是。孔子的学生子路在卫国担任小官,时值卫国内乱,子路当时本不在国内,但他毅然赶回卫国参加平乱斗争,结果战死在沙场。这就是儒家位“的观念的最好诠释。春秋战国时期,战乱平仍,能够苟全性命“已属不易,从全身“的角度讲,子路完全可以躲开不理,但是,位“的观念强调在其位“要谋其政,你选择了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所要担当的角色,你就要尽到自己的职责。所以,哪怕是平日理被孔子哂之“的子路,实践起儒家的时“位“观念来也是义无反顾的,

儒家思想这种源之于仁“之道“的时“位“观念所要确立的是一种君子人格“,这种人格精神强调有德行的人要根据自身情况结合外在环境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和思想。

也许有人会认为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态度是其时“位“观念的某种体现,而这是与其担当意识及独立精神相违背的。其实不然,儒家除了强调上面所说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之外,的确是非常强调君子应具有独立精神。比如孔子就提倡和而不同“,孟子也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担当意识和独立精神是作为儒家思想的内在驱动力促使他们关心世事,积极进取;而依仁“之道“而处时“当位“,则是一种灵活性,是其独立精神和主体意识得以实现的保障。时“与位“是要随具体情况发生改变的,但作为内在精神的仁“之道“是不变的。对时“与位“的强调就是对灵活性的强调。这也正是周易中易“与时“位“之间关系的准确反映。正因为有了这种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统一,儒家所看重的君子人格“才会成为中华民族所共有的人格精神的主流。

[1][2]下一页